吴昌硕、朱偁合作《博古花卉》四条屏 北京诚轩2005年秋拍

其次，“咏砖诗”的提出应该说正是吴昌硕古砖收藏的自然产物。作者在追溯吴昌硕诗歌渊源的同时，指出“吴昌硕的题砖诗展现了他在诗文、史学上的精深造诣，显示出他全面的学术和艺术修养”，从收藏的角度对其诗歌进行了考察。

最后，作者关于砖拓题跋、砖砚及铭的提出，似乎正道出了古砖收藏对晚清艺术形式的创新作用。清中后期以来，在拓片上直接题跋随着金石学的兴盛而愈多，题跋内容、题跋形式与拓片本身构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吴昌硕的古砖题跋，正是此一潮流的延伸，而砖砚及铭文则似乎又是古砖收藏的独创。

作者认为：“在早年经济条件尚不宽裕的情况下，自己琢一枚砖砚，既可供使用，又可发悠古之思，于吴昌硕而言，不失为两全其美。”吴昌硕亦曾自诗云：“缶庐长物唯砖砚，古隶分明宜子孙。卖字年来生计拙，商量改作水仙盆。”应该说，学人的古砖收藏之风为晚清砖砚的产生以及自身随带而来的砚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吴昌硕无疑为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