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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左右，国内美术界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关于“油画民族化”的讨论。画家深入厂矿、乡村写生，表现劳动人民，表现社会主义建设， 表现伟大领袖。 这种体制内的讨论和实践，你不可能马上知道。但是，在异国的语境里，你也开始了民族化的探索，一种个人民族化的探索。这是你1952年画的《春之歌》。与你之前画的春之歌相比，你在努力摆脱马蒂斯和印象派的影响。你将中国画的写意和线描运用到油画上。进入50年代， 你在油画和彩墨两种媒介之间交叉跳跃，同一图像，既画油画，也画彩墨，来比较两者在媒介和语言上的差异

最终，你的实践转向了彩墨。欧洲学院传统下的裸女、中国古典美女的脸、中式山水的意象、偏写实的身体、语言上的混杂感。。。。。。

然而，没有体制的依托，没有观众和市场的回应，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你的纯形式探索，困境重重，随着你的老去，这将是一种越来越封闭的困境。然而我相信，你从没纠结过，作为东西方夹缝中的艺术家如何进入艺术史的问题，你凭着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将自己认定的实践进行到到底。这种力量无法命名，也无关历史，而是一种贴近个人生命的欲望。任何历史化和知识化的权衡在它面前都显得矫情。

不得不说，我被这种沉默中涌动的力量所打动，而作为一个在学院体制和艺术世界之间工作的研究者，作为一个在所谓全球化语境下工作的女性，今天，我依然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