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在1969年创作的画作《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三联画)

伊丽莎白一世的培根爵士和Soho艳丽的嬉皮士

培根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同名，很容易被混淆。事实上，前者的父亲确实是后者的远亲孙辈：二十世纪的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祖上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培根爵士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他那一支家族也不乏名流，培根的曾祖父安东尼·培根将军娶了第五代牛津伯爵的女儿，祖父也曾任赫里福德郡的太平绅士（Justice of Peace）和代理军政官（ deputy lieutenant）。维多利亚女皇重新授予培根家族牛津伯爵的头衔，但由于家族败落，头衔反而会带来更高的税收，因而被他拒绝。培根的父亲在澳大利亚出生，又回到英国接受教育、参军，曾随军驻扎爱尔兰。退伍后做起赛马训练的生意，认为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比伦敦更经济实惠、更宜居，便将事业和家庭迁了过去。出生于爱尔兰的培根，童年时不断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迁徙。

弗朗西斯·培根的母亲来自一个殷实的工业新贵家族，他们的弗斯钢材厂（Firth Steel）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枪铸件生产商，今天依然在运作。培根的父母在英格兰相识，在伦敦结婚。

英国上流社会男性有担任军官的传统，与中世纪骑士必须效忠领主的传统一脉相承，战争时贵族也须最先投身战场。培根父亲的家族也不例外。他的曾祖父安东尼·培根将军是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最年轻的军官，曾在两次负伤中眼看战马死于胯下，但屹然不败。培根的父亲毕业于富有军事传统的威灵顿公学，后加入轻骑兵团。这样的阶层也一般认为人类情感和欲望都需加以节制和修正。培根成长的环境也以军事化管理，很少有全家团圆的时候，只在每天晚餐后的半小时或是星期天午餐时能见到父母。培根有遗传性哮喘，在接近动物的时候尤其严重，但他父亲热衷于打猎，曾因此让培根哮喘发作得无法呼吸。培根曾多次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对艺术家而言童年就是一生。

童年频繁的迁徙、严苛淡漠的家庭生活可能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这种印记未必是他在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而是那种躲在复制品后面的对人的兴趣和距离。

培根从小就喜欢易装，也因为同性恋身份让父亲不满。许多人推测他父亲家族的军旅经历，加上英国中上层社会对男性气质的特别要求，无法容忍培根的性取向和易装癖。事实上，不只是培根，他的哥哥也被父亲送往南非锻造完美的男性气质，仅因父亲不满他哥哥选择的伴侣。这位哥哥在赞比西感染破伤风，未能及时医治而早早病逝。从小孱弱的培根却是兄弟里唯一活过三十岁的。而有一天，培根在镜子前美滋滋的试穿母亲内衣时，被他父亲发现，赶出家门。

疯狂约会美丽都：20年代的柏林、巴黎和先锋电影

离开家的培根并不潦倒——凭着亲友和过去的学校网络，他在伦敦的社交圈小试牛刀，为自己找到了几份秘书的工作，也在包括圣马丁在内的艺术学院听了些课。后来又跟着远房长辈去了欧洲。他的父亲通过种种办法，试图将儿子从同性恋的“泥沼”中拯救出来，找到一位以男性气质出名的亲戚哈考特-斯密(Harcourt-Smith)，让他带培根去欧洲游历，希望以此改变他的性向和气质。但事实上，哈考特-斯密生活放荡；用培根的话来说，他操过所有会动的东西，不分男女，当然也包括培根。后来他厌倦了培根，丢下他和一位女性住在了一起。培根则决定去巴黎看看。

欧洲是自由的。培根说，要找到自己，必须在自由中游荡。

培根之所以偏爱欧洲，也和当时英国的环境有关。伦敦的地下同性恋并不在少数，但都被社会严厉地打击和排挤着。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曾道“那些男人就该拿枪毙了自己。”同性恋行为在英国——也包括听过殖民地在内——也被归为违法，这项法律一直到1979才废止。

培根的欧洲也是二十世纪的见证者。1927年的德国正从凡尔赛条约下恢复元气，对外国人而言汇率特别低。培根的远房舅舅看准了这一点，带培根入住了柏林最奢华的阿德隆饭店（Hotel Adlon）。这座酒店由末代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首肯，曾经是欧洲最著名的酒店，王公贵族的流连之所，卓别林、玛琳·黛德丽等人也都是这里的常客。培根在多年后仍能精确回忆阿德隆饭店的细节——餐车是银铸的，每个角都是一只纤长的天鹅；架子床垂着精美的帘幔。这座酒店位于柏林中心地标勃兰登堡门前，而酒店外随处可见乞丐——极致的奢美和贫困，可以想象年少的培根当时的震撼。

培根生于1909年的都柏林，卒于1992年的马德里，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也曾游历整片欧洲。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欧洲史，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欧洲都会从帝国梦中的蜕变，以及二战后新世界的征途。

柏林也以性自由和夜生活出名。虽然同性恋在当时的德国属违法，但一直到纳粹时期才被处以重刑。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英国诗人奥登（W.H. Auden 1907-1973）也在1929年到过柏林；他回忆道“柏林是乞丐的白日梦”，有170家受警察控制的男妓院。这与伦敦的情况截然不同：伦敦的同性恋数目不少，但活动空间受到压抑，也遭到言语上的歧视，譬如娘娘腔（nancypansy)等。柏林的自由和有序让培根初尝欧陆在这方面的成熟智慧。

大都会的刺激还包括其他形式的现代艺术，包括包豪斯设计和电影。培根有出众的视觉记忆，将柏林的精彩、残酷、新奇和华丽用光影的形式记在心里，日后创作中总可以看到当时的吉光片羽。

魏玛时代的柏林是先锋艺术的中心，培根在那里爱上了佛列兹·郎（Fritz Lang 1890-1972）和爱森斯坦（Sergei Mikhailovich Eisenstein 1898-1948）等德国先锋大师的电影。在他日后的绘画中，电影的动态风格非常明显，也经常可以见到对那些电影场景和人物的直接指涉。比如爱森斯坦纪念俄罗斯战舰士兵起义的蒙太奇美学开山之作《战舰波将金号》（The Battleship Potemkin 1925）中尖叫的护士，就被培根画在了他的教皇系列中。

也因为培根最早接触到艺术的途径是通过电影，他的画总带有动感，但又和摄影中的动态不一样，因为他不遵循运动规律——他的动态并不按线性时间的进程。作为谈论时间概念最重要的人物，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和德勒兹（Giles Deleuze 1925-1995）都曾谈到电影创造了新的叙述和感受时间的方式，而培根则在静态的绘画艺术中表现了自己对这种崭新概念的理解。

巴黎的优雅又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在乡间打猎而诱发的严重哮喘让培根终生讨厌动物，而对大城市情有独钟。而巴黎正是他理想中的都市：优雅，精致，深沉。

其实培根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并不系统，因此来到巴黎后他急切地寻找法语教师。他的家庭背景再次助他一臂之力：经济上的充实和人脉的广阔使得培根得以在刚到巴黎的几周内就参加艺术活动派对，也在那里结识了巴黎艺术圈内的人物，包括后来收容他的艺术收藏家柏坤丹夫人（Yvonne Bocquentin）。夫人给了他舒适的住所，也教他法语。培根一直感激她一家人的帮助，每次回访巴黎时总给他们带精美的礼物。

培根后来搬到蒙帕纳斯(Montparnasse)，巴黎最嬉皮和先锋的区域之一。那里聚集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包括超现实派画家、旅法日本艺术家藤田嗣和他的交际花模特Kiki、将私印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带到巴黎的美国出版商爱德华·提图斯(Edward Titus)及其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Helena Rubinstein，著名美妆品牌赫莲娜的创始人)。在那片氛围影响下，培根开始更系统地接触艺术，包括杂志《艺术手册》（Cahiers d’Art）。该杂志内容磅礴而系统，从史前艺术、埃及部落艺术到现代设计，也评论当时最先锋的《战舰波奖金号》、《疯狂约会美丽都》（Metropolis 1927）、《拿破仑》（Napoléon 1927）等电影，而这些电影当时已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撰写运用流动镜头的默片杰作《拿破仑》一片影评的，正是日后的超现实电影大师布努埃尔（Louis Brunel）。因此，培根与艺术的最初接触就目睹了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和发展。而他日后对超现实主义的抵抗可能和该流派对同性恋的排斥有关。

在巴黎，培根在画廊里第一次看到了毕加索的作品。他回忆道：“就在那一瞬间，我想，我也要试着画画了。”

打破线性时间的三联画：无关宗教的十字架受难

回到伦敦时，培根才十九岁。他在金贵的南肯辛顿区做起了设计师，而恰好碰上年长的顾客和男友，也成了他的赞助人。培根也不安于家具设计，他更喜欢绘画，也细腻地捕捉了当时绘画的转折点——十九世纪绘画多带叙述性，讲述宗教或历史故事，超现实主义则将此全然推翻。培根选择古典框架，填进骇世的想象，又希望绘画带有迷性，戛然而止，留下余韵。

培根的成名作基于古希腊传说，他也曾提到自己被诺贝尔文学节获得者、美国著名诗人T.S. 艾略特（T.S. Eliot）的剧作《家人团聚》 (Family Reunion) 深深感动，那也是基于希腊古典传说的作品。他最著名的《三张习作》也运用了宗教三联画的形式。

《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 1944）是培根的成名作，用油彩和油蜡笔在一种木质纤维壁板上创作的。这幅画是基于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作品《复仇女神》（Eumenides）。画的背景以焦橙色为主，以基督教祭坛画的经典形式三联画（triptych）构成，每格中分别有一个扭曲的拟人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