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与培根名作《基于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

教皇是个特殊的存在，因为他是教皇，这本身就决定了他是特殊的。他的形象非常自然地向世界闪耀着宏大性，就和悲剧英雄和耶稣基督一样。因为这些形象在特定文化中的地位，让培根能轻易地挑战传统。对他而言，制作图像也是制造一种情感和情绪；在这幅尖叫的教皇中，他成功制造了观赏者可能感到的情感挑战，包括惊悚、诧异、不安、疑惑，甚至愤怒。培根曾说过，我们不仅是用视觉在观看，也是通过神经上的冲击和刺激在感受和观看事物。他自己认为照片比绘画更有趣，因为照片用更直接和暴力的方式让人回到现实。从照片中汲取灵感的他，就希望将他本人进入图像时所感受到的刺激在绘画中重现。

在那之前，培根已经很熟悉印象派画家诸如莫奈的作品。他也购买了很多有关口腔疾病的书籍，希望能在尖叫时张开的嘴中描绘出医学细节，同时从色彩和光泽上描绘出莫奈的味道。这是他对他所身处时代的敏感性，一个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时代。培根曾提到英国国立美术馆的一幅徳加的浴女，仔细看会发现的她的脊椎几乎穿破皮肤——对培根而言这让人意识到整个身体的脆弱。我们无从而知徳加是否有意突出了脊椎，但培根留意到这样的画法让整幅画变得更生动和深刻。在他自己的绘画中，尤其对人体的刻画，也开始加入现代医学的影响。

纳粹与人道: 培根，二十世纪人文主义的守护者?

培根最受争议的作品可能是十字架系列中野兽手臂上的纳粹袖章。事后他自己承认，画纳粹袖章是很愚蠢的做法，而他只是想在那里加个图案，好让画作的颜色得到平衡。也就是说，那幅画中的纳粹标志对他来说只是形式上的东西，不具有意义。而当时他刚好在看有关希特勒和纳粹的书，看到了很多卐形的标记，也就下意识地将这个标志带入了画作中。

这个解释恐怕令很多人不满。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都带着先锋态度，对二十世纪的血腥和苦难作出了积极回应。譬如毕加索被认为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在画作《格尔尼卡》（Guernica 1937）中描绘了西班牙内战的残酷。伦敦泰特美术馆也有一幅毕加索的哭泣的女子（The Weeping Woman 1937），同样是对西班牙内战的深深致意。有人认为培根作为一个不谈政治立场的艺术家，反而用局外人的态度记录了他的时代。相对而言，培根看起来并不那么政治化，他在艺术上也没有明显的政治敏感性，只是有非常强烈的震撼性。这也是为什么从他的绘画中更能看到二十世纪苦难的记录。当他在1948年画《头部I》时（Head I），大家正忙着讨论是不是要将奥斯维辛的腐败和苏联内部的大规模杀戮分开。培根著名的头颅系列（Heads），好像是被打出脑浆的人头，全都没有脸。残破的人文主义似乎就是那颗头颅，那枚被分解的脸。这是他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他对二战后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尽管他把人的头颅画得那么凶残和丑陋，他依然选择直视它、观摩它、学习它。人性依然是他感到着迷的东西，他依然希望了解它。

有人说培根是将现代世界最糟糕的消息呈现给世人的画家。他所亲历的二十世纪是个非常可怕的时代：培根经历了一战和二战，看到法西斯残杀了千万人，以及后来的革命如何杀害了更多的人。对培根而言，上帝和马克思一同被消解。他的绘画也是纪念品，作为人物肖像，它们是对死于二十世纪之残酷的人们的纪念。换言之，培根依然在热诚地观察、记录和了解人类和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用他屠夫般的姿态，他依然认为人类的脸庞值得画，值得一画再画。人们值得去了解，而且似乎还值得去爱（譬如他画的好友卢西安·弗洛伊德和自己的恋人乔治·戴尔）。知识分子的诚实在一个必须选择立场的世界是否可能？

在现代医学仪器下秋毫分明的脆弱，这就是我们的状态。培根的坚持有种顿悟式的悲悯，似乎在沉默地传递一则信息：我们必须学着去爱这种动物。

培根的精英时代

年轻时的培根的外表引人注目，这一点在同为精英出身的卢西安·弗洛伊德身上也一样：萨特和波伏娃都曾被卢西安的英俊相貌震撼。从培根身上，除了时代的印记，还有英国社会中的阶层因素——哪怕是那个从二十世纪初已经不断衰败的精英阶层。

培根在1937年与其他年轻画家一起在私人画廊托马斯·阿格纽父子公司（Thomas Agnew & Son’s）展览，同展者包括英国著名艺术家葛瑞汉·苏哲兰（Graham Sutherland），后者成为他的友人和导师，也是他将培根介绍给泰特现代艺术馆的馆长约翰·罗森斯坦（John Rothenstei），促成日后使得培根名声大噪的两次回顾展。1945年，培根在伦敦的利菲弗画廊（Lefevere Gallery）开办个人展，展出了成名作《三张习作》。1962年和1985年，培根两次在泰特美术馆开办了个人回顾展。培根去世后，他的作品价格更加飙升。2013年，他的三联画拍出了1.41亿美元的天价，一举超过蒙克的《呐喊》，刷新了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培根像谜一般，引起后世源源不绝的兴趣。但研究培根的艺术和私生活很容易忽略一则关键讯息：培根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但他也汲取了动荡中的精华和特权。他并没有参军，甚至他的财产也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爱尔兰独立战争的确让童年的他担惊受怕，但他的家人正是爱尔兰人想要反对的英格兰殖民精英。他被父亲赶出家门后也一直受到母亲的接济，在伦敦、柏林、巴黎都能过着不错的生活。在二十世纪早期身为同性恋自然是弱势群体，但他能在环境更开放的欧洲探索自己的性向，也通过艺术和艺术圈，获得了生活方式和表达上的自由。他的早期资助人和恋人也多是上流社会男性的楷模，他的保姆一辈子跟着他，战争期间依然帮他张罗宴会。如果说培根想反对他所处的体制，那么他的确拥有反抗的力量和机会。

就像培根本人所说的：要寻找自我，就需要在最广阔的自由中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