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校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陈东升出资一亿元人民币捐建万林博物馆，开创了国内大学由校友个人出资捐建具有专业水准的艺术博物馆的先例。除了捐建美术馆外，陈东升还捐赠一批价值约3000万人民币的艺术品给博物馆，启动博物馆的馆藏建设。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于2015年5月9日正式开馆

有意思的是，毋论上述的哪种情形，企业收藏和企业家收藏被混淆的现象都是最为突出的表症。企业当然离不开企业家的把控，尤其是私人企业，而恰恰现阶段国内的企业收藏以民营企业为主，因此收藏方向不可避免地大都取决于企业家的偏好。然这种偏向所潜藏的问题是：仅凭企业负责人的喜好决定收藏作品的类型，或是靠一两位专家来帮助企业建立收藏，这样的机制难以保证建立起富有体系价值的收藏秩序。

幸而，如同机构化的“人”，按照需要层次论的基本规律，企业将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形成收藏品味和习惯，而随着收藏家对艺术品所承载的文化功能愈加清晰，企业收藏向社会开放，进行文化传播。企业收藏的规模和资金，将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扩张，在这个基础上，建一个馆，似乎并不是难事，为此许多企业甚至不惜重金筹备，这也是企业阶段性大量购藏的重要原因之一，譬如之前的龙美术馆，近期开馆的昊美术馆、宝龙美术馆，未来接棒的新疆广汇、苏宁集团、泰康集团等等都在开馆前添备重量级作品，除了填充馆藏的必要性，潜藏的“收藏公关”效应也为美术馆的揭幕拉开前戏。

这似乎是一条已经相对成熟的发展轨道，但美术馆是否是企业收藏发展的终端需求，或许还有待商榷。毕竟对于尚缺经验的企业来说，对内的藏品、专业人才，外在的美术馆文化建设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而一旦缺乏这些“软件”，美术馆将难以维系，而以上的这些问题在2010年左右的美术馆浪潮发展中已经显现。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顾问承载先生也表示：“很多企业收藏还局限于传统的‘买东西’、‘建场馆’、‘社会开放’的简单模式中，这是我们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文博系统的收藏展示模式，加上一种带有集体优先的、带有任务观点的社会展示。”

这并非全盘否斥，只是更加慎重，美术馆作为其中一个流向，艺术品不仅用于对外的文化宣传和展示，更有许多企业家将藏品置放在办公所在给予员工欣赏，或成立公益基金或捐献国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部分的企业收藏向大学转移。因是母校或家乡当地学院的各种关系，这对相关的各方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此也逐步成为藏品扩张的主要领域之一，而这样的文化性流向无疑也将有所裨益。

有意思的是，泰康集团的收藏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跟这种发展模式颇为契合，由陈东升早期的私人收藏，到泰康顶层空间的开设，泰康空间的落地，及至2015年捐建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如今筹建自己的美术馆。这种稳步前行的特质也让它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入选《全球企业收藏》的收藏机构，与JP摩根集团、瑞银集团、德意志银行、卡地亚集团、安盛保险等国际著名企业收藏同名并列。

书中对泰康收藏是这样描述的：

“这些作品为今天的艺术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框架，它显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是几乎难分伯仲的两股力量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产物：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及本土特殊的政治资源，另一个则是来自西方的现代和当代艺术的影响。而今天最年轻的一代艺术家则成为决定未来艺术走向的主力，他们的创作摆脱了既有门类的藩篱。泰康收藏将范围定位在横跨八十余年的长时段，这在全中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从泰康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在美术馆系统和个体趣味之外建立一个具有自身学术视野的收藏体系，在以收藏为目的的研究开展的同时，不断发现问题，再通过展览等方式寻求多元的讨论和解决途径，然后再回到对于艺术本体的研究中去，或可得以构成一个良性循环。虽然并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兑现实际价值，但目的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建构起一个长久稳定的系统。

不论是值得借鉴的国外经验，还是目前国内的标杆引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讨论，企业收藏的价值判断以及各方面的梳理都将愈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