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瓷　在不断的创新中

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

读书周刊：如今，也有很多其他有关描写、阐释瓷器的著作，《御窑千年》与这些著作有什么区别？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阎崇年：我的《御窑千年》被读者称作是“简明中国瓷器文化史”。我是以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论，来思考、研究、撰述近千年御窑瓷器历史的。

它既是书稿，又是讲稿，力求言出有据，所举瓷器有本，同时以文化为主线，尽量通俗易懂。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要努力追求“四个明白”：一要“学明白”，就是自己要把讲的内容弄明白，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二要“写明白”，自己心里明白，不一定能用文字表述明白，所以文字要尽量写明白；三要“讲明白”，写明白不一定能讲明白，要力求讲得雅俗共赏，事理圆融；四要“听明白”，就是自己觉得讲明白了，但观众、听众往往没有看明白、听明白。作者应当细心体察，用心琢磨。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在帝制时代，建筑、舟车、武备、器物等主要制造者是工匠。《说文解字》　说工匠：“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匠，木工也。从匚、斤、斤，所以作器也。”工匠是既重规矩、又巧成器物的人。良工巧匠，尤为难得。瓷器由能工巧匠打造，是否也说明了中国是有工匠精神的？

阎崇年：御窑瓷器是工匠和民间的、宫廷的艺术家共同烧造的。我在《御窑千年》中说过：“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是中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一个弊憾。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备受欺凌？原因之一，就是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从本质讲，瓷器是工匠烧造出来的。景德镇有句民谣：“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能工巧匠，烧造成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精美瓷器，不仅创造了历史，也为中国文明增添了光华。

工匠精神，人人可学。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唐英，被从内务府派到景德镇御窑厂，先任协理督陶，后任督陶官。他以内务府员外郎的官职，在47岁那年，到了景德镇御窑厂。“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就是说：唐英闭门谢客，不应酬、不唱和、不访客、不出游；放下架子，与工匠同吃饭、同劳作、同聊天、同休息；钻研业务，学窑务、学管理、学技术、学瓷艺；最后成为内行，会制胎、会釉料、会彩画、会窑火。唐英在窑务二十余年间，主持烧造上百万件瓷器，工艺精美，难度极大，创造了中国瓷器史上一座高峰、御窑史上一个辉煌。

读书周刊：品味官窑瓷器，可以看到工匠精神的传承，透视器物背后的兴与废、了解御窑生产的进与退。

阎崇年：我觉得应当从千年御窑历史中，学习和体会创新精神。我们身处一个新时代，处于经济、文化、科技领先的新时代。就瓷器的烧造而言，从唐代的秘色瓷，发展到宋代通常说的五大名窑――汝、哥、官、钧、定，实际上还有福建的德化窑、建窑，陕西的耀州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等，都对陶瓷历史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后，元代青花瓷，明代斗彩、五彩，清代珐琅彩、粉彩等，一直在发展，不断在创新。所以，我在书中强调：“御窑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正如《大学》开宗明义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此，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