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僧帽壶 1403—1425 年

“白色既是一种悲伤，也是一种希望。”这是英国陶瓷艺术家埃德蒙·德瓦尔在《白瓷之路》中写下的句子。他用整整一本书，试图解答一个疑问：为什么当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想到瓷器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白色。最简单的解释是：瓷器发源地是单一的，既然世界各地的制瓷技术均来自中国，那么，自然是中国人说了算。

这个解释遮蔽了两个事实：首先，欧洲瓷经历了漫长的模仿与摸索过程，它与中国瓷不完全相同。其次，青瓷曾是中国瓷的主流，后来才被白瓷压倒。在传统文化中，白是丧色，中国古人对白色似无偏好。也许，更近人情的解释是：白与瓷是天然绝配，瓷予白以光泽，白予瓷以神秘。唯有白瓷，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出二者的优点，至于它们是如何相遇的，只能归为神迹。所以，德瓦尔将他的追寻称为“朝圣之旅”。

艺术社会：历史为什么选择景德镇

欧洲人知道白瓷，始于景德镇。

在17世纪60年代，景德镇输出商品值达360.5万—450.5万两白银（含其他出口产品），相当于英国每年出口商品值的53%—67%。1712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景德镇，立刻被惊呆了：这里有100万人，3000座窑，工人们昼夜忙碌，“万杵之声”令人夜不成眠，整座城市犹如巨大的火炉，被人们称为“四时雷电镇”。

殷弘绪在景德镇住了7年，他发现，中国白瓷的技术是公开的。商人们告诉殷弘绪：白瓷原料是瓷石和高岭土，瓷石犹骨，高岭土犹肌肉。一名西方人曾从景德镇带走高岭土，结果什么也没烧出来。商人们轻蔑地说：没有骨，自然会失败。当时欧洲人还在试图用玻璃、牡蛎贝壳甚至是长期腐烂的兽粪，来烧制瓷器，殷弘绪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

商人们不在乎说出原料，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提纯、如何配比、如何烧制，仍有大量秘密。在烧制过程中，控火就是一大难关；此外，成品瓷器体积会大幅缩小，不掌握相应技术，它会自行破碎；烧成后，如何将窑温降下来，将对瓷器质量产生巨大影响……完全获取如此海量的经验性知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令人惊叹的是，许多经验性知识与人们认知习惯正好相反，不特别点拨，人们很难想到。

在景德镇，德瓦尔遭遇了许多哭笑不得的事：匠人们误以为他是西方博物馆馆长，便争相讨好他；在工艺要求极高的大型瓷器作坊中，女孩们一边说脏话，一边干活儿；甚至从明代起，造假便成了产业，贩子们收集各窑残次品，经打磨、修补，再当成新品卖，这种 “过江货”一经水火便原形毕露；在市场上，人们说的话半真半假，殷弘绪在他的书中曾厌恶地谈到当地人这一习惯……

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高度无序的画卷。

然而，当1974年重大任务下达时，景德镇又迅速转向有序。匠人们找到新矿层，从烧制到绘画，从器型到设计，一切都达到当代最高水准。站在这套后来被命名为“7501瓷”的白瓷面前，德瓦尔为它的洁白而沉醉。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景德镇？因为它无序、纷乱、混杂，恰好与艺术同构，人们各自为战，互相隐瞒，又彼此依赖，他们嘈杂、喧闹、争吵，这里就像殷弘绪记录的那样，“如同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狂欢节”。在生活中狂欢，所以景德镇允许成千上万种尝试，人们从无序中获得灵感，并将自己的创造再投入其中。

在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会有如此的艺术气质？所以德瓦尔说：“这里是瓷都，是传说中的圣地，一切从这里开始。”

理性社会：探索白瓷的奇迹

整个18世纪，欧洲人都在探索瓷器的奥秘。早在16世纪，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已研制出瓷器（实际上是一种炻器），并投入量产，但目前存世仅49件。18世纪欧洲人再度研发瓷器，与其说是趣味在推动，不如说是受经济困难逼迫。欧洲为购买中国瓷器花掉太多钱，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在案的、远销的中国瓷器就达6000万件。一般认为，在整整300年间，中国年均出口瓷器超百万件。

中国瓷器研发是官窑与民窑并行，而欧洲大陆则采取了政府主导、专家操作的发展模式。大力王奥古斯都（波兰国王，领有德国萨克森州，该州属神圣罗马帝国，领有者具有被选为皇帝的资格，是7个选帝侯之一）与科学家契恩豪斯的合作堪称经典。但是在中国，学术与工艺极少结合。“五胡乱华”时，太仆寺被废，而太仆寺掌三易之法，相关学者流落民间，推进了酿造业、医学、工程机械等行业的进步，此后再无赓续。

契恩豪斯深通光学、矿物学，他试图在原料中加入雪花石膏和玛瑙，他成功地制造出了青瓷，他称之为碧玉瓷。如果不是深入工匠中，只靠逻辑思维，契恩豪斯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使用魔法石，而找到魔法石，逻辑的力量便展现了出来。即使没有契恩豪斯参与，德累斯顿瓷器照样横空出世。因为逻辑思维极大方便了知识流动，后来者无需一个个去学习别人的经验，只要掌握基本原则，创新就会奔涌而出。

在今天看来，艺术型社会创造出白瓷，但在技术革新的效率上看，还是理性社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