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姚大华在跋赵仲穆《醉翁亭记》行书卷时提出:“《兰亭》旧本所自出,亦难征信”。1924年,张伯英在《宝颜室书跋》中跋《爨龙颜碑》时将《兰亭序》帖的下限又一次推到了唐代。
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第6期上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将《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从而揭开了建国以来“兰亭论辩”的序幕,开始了自清代以来的《兰亭》真伪之辩的第二次交锋。
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及《文物》第7期,先后两次刊载了南京市文史馆的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
1965年,当高二适《驳议》一文被报刊以退稿处理后,高将文章寄给章士钊,章又将高文转呈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于1965年7月18日分别给章士钊和郭沫若写信,主张“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才得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