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高二适写成《〈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因种种原因，一直到1982年《书法研究》第1期上才公开发表。

1972年，《文物》第8期又刊载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对章士钊的文章进行答复。

正方：以南京市文史馆的高二适为代表

1、当时右军“修其禊事，兴集为文”，“本可无须命题，如羲之之于集序，亦并未著己名也。”但“《世说》本文，固已标举王右军《兰亭集序》”。高氏认为，《临河序》乃刘孝标注《世说》时随意所加之别名，不能从注之别名推翻本文《兰亭集序》之名。2、根据《世说新语·自新篇》戴渊少时游侠条“刘注”引陆机荐渊于赵王伦笺，与《陆机本集》所载此笺相比较，认为“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刘注”显然有删节移动增减之处。以此例彼，“刘注”所引《临河序》之文字，当亦系由《兰亭集序》原文删节移易而来。3、认为“《定武兰亭》，确示吾人以自隶草变而为楷，故帖字多带隶法”，“昔黄山谷谓‘楷法生于兰亭’，即指《定武本》言”。并举出“癸丑”之“丑”、“曲水”之“水”等十二字，证明变草未离钟（繇）皇（象），未脱离隶式。认为“癸丑”二字“为王羲之所留真迹”，符合“笔阵图法”的要求：“夫欲书者，先乾砚墨，凝神静思……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字，但得其点画尔。”“用笔亦不得齐平大小一等。”高氏认为，“此右军屡言之，不一见”。4、引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颖川“钟繇”条之言：“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认为此“三色书者，其用法自各有别”。谓“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铭石之隶正乎”。认为王羲之各体皆工，“允为当时及后世人所临习”；“今梁、陈间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此乃李文田之大误，实亦郭沫若之大误。5、认为《神龙本兰亭》乃褚遂良所摹，不可归之智永。高二适文章发表后，郭沫若等立即作出反应。同年《文物》第9期发表了郭氏《〈驳议〉的商讨》一文，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点：1。强调注家引文，能减不能增。“刘注”《临河序》有“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40字，为传《兰亭序》所无，故《临河序》非由删节《兰亭序》而来。2。《兰亭序》帖“把东晋人所书仍具有的隶书笔意失掉了”，“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3。谓《兰亭序》大申石崇之志，所以传世之《兰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确实是妄增”。

反方：以郭沫若为代表

1、根据南京及周边出土墓志及砖刻的字体皆为汉代隶书，而与《兰亭序》“楷行”书体（以楷字为基底的行书）不类的特点，推断王羲之时代不应有像《兰亭序》这种字体。2、全盘接受清代李文田“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郭沫若又将《世说新语·企羡篇》注所引的《临河序》与传世的《兰亭序》作文字对比后，断定《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认为《兰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兰亭序》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彻底否定《兰亭序》是出于王右军之手。3、《兰亭序》是谁“依托”的呢？郭氏推断“《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认为现存《神龙本兰亭》墨迹“就是《兰亭序》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兰亭考》卷6引钱塘吴说语，称智永“颇能传其家法”，是一位有名的书家。据说他临书30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隋炀帝称其书法“得右军之肉”。4、在有关王羲之的文献中，《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称其“善草隶”，《晋书·王羲之传》称其“尤善隶书”、“亦工草隶”，等等。郭沫若同意李文田的推测：“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由此断定，王羲之的《兰亭序》“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