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

左起为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譬如，吴昌硕三十几岁写的字，你用他60岁以后的石鼓文作为标准来比较，如果对他一生的艺术演变过程没有清晰的了解，就会认为30岁时的这幅作品是假的。再如八大山人，他60岁前后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拐点，明显显示出其用笔线条的特征。所以需要有非常深入全面的把握、研究才行。尽管中国书画的鉴定需要从许多角度“进去”考察，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线条。我年轻的时候跟随谢稚柳、徐邦达、启功、刘九庵等先生去一些博物馆鉴定字画，博物馆的专家把一卷卷字画打开，刚露出上面的一个枝干，或题诗的一两个字，老师们就能迅捷而饶有把握地报出名字：“这是八大的，这是石涛的??”

为什么那么厉害？实际上，在中国书画的鉴定要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线条”。有真知灼见的大鉴赏家，只要看到一根线条，就可以十不离九地知道是谁的作品。因为书画家的线条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能研究深入到这个程度，那么你从一根线条可以看得出他的功底、性情、节奏、修为等有自我而又别于他人的特点。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中国书画艺术的深刻就在于，一根线条反映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哲学、美学及个人文化背景的统一体，诸如唐宋的字画，中国人写的与日本人写的往往一目了然。可谓一人一相，万人万相。

曾有一位画家说“笔墨等于零”，在美术界引起过强烈的争辩。我的观点是，“笔墨等于零”这句话是个伪命题。世上万事万物，没有一桩结果“完全等于零”的事。所以笔墨，从来就不是等于零的。如我上述所言，中国书画的鉴别最要害的就是看一根线条。可想而知，一位艺术家的笔墨关键到类似于“人脸”识别系统，笔墨会等于零吗？笔墨非但从来就不等于零，而且非常重要。所以讲书画鉴定主要看眼力，眼力的要害在于要看透、吃透、理解透笔墨线条。造假的人可以模仿，结构、布局、色彩不是大问题，，但他在表现一根线条时，就会跟原本的作者不一样，且必然有细微差异。

话从两面讲，自古以来，书画的作伪猖獗，是诸多文玩中最普遍、最泛滥的重灾区，尤其是明末、民国，乃至近几十年，假书画充斥市场，“吃药”上当者不计其数。究其原因，历来书画作假者众多，老练的画家也具备模仿能力，其中之屑小，往往以造假牟利。有的还形成了造价、贩假、推介的一条龙利益集团。有些是伪造历代大家的作品，有些是伪造传世作品极少、鉴定缺乏参数的名家之作，即便是一幅流传有序的名作，今天也会在各专家眼里产生不同的意见。作伪造假成本低，参与人数多，真鉴定家少，加之受众的侥幸心理作祟，每每让作伪者轻易得手，利益丰厚。诚然，古往今来缺乏严格的监管和惩处等都是造假不禁，打假不止的因素。

还必须指出，作伪堆里有高人，例如早年的张大千就是极典型的一位。吴湖帆是出色的鉴定大家，曾花十两黄金买过一张南宋梁楷的《睡猿图》，后来发现是张大千制假的。这与梁楷作品稀少、缺乏线条及诸多方面的可比性有关。鉴定书画是最难的劳作，即使鉴定大家也是“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因此有些传世的名作乃至一些名家的“双胞胎案”“三胞胎案”，也会在专家中产生争议，这是存在的现实。

所以，一根线条看本质，但又不是一根线条就能定真伪的。尤其是一些传世极少的名家作品，上面讲到的作品参数、可比性太少是重要因素。此外，再出色的鉴定家年龄的老去也是一道坎儿。支撑鉴别眼力的是清晰的目力，它随着年龄的衰老而退化，心得却随着年龄而增益。记得在启功先生暮年时请他鉴定有争议的书画时，就有目力不济无法做出判断的无奈。

近20年来，由于高科技复制技术的精湛，单件的复印品可以乱真，连线条和内质都近乎一致，这也令鉴赏家犯难。好在这类高仿作品同样可以用高科技手段去鉴别，倒也不是难事，这类“吃药上当”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中国书画的鉴定手段还很原始，还停留在一两千年不变的鉴定方式上，我把它归纳为“目测心验”4个字，就是用眼睛看，然后结合你长期的经验来验证真假。这个古老的方法到现在为止没有多大改变，我们期待着科学的新鉴定技术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