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下楼梯的裸女，1912，收藏于费城艺术博物馆

我在《大玻璃》上花了八年时间，同时也做一些别的作品，那时我已经放弃了画架和油画，我对这些东西觉得讨厌，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太多的画或架上绘画，而是因为在我眼里，这并不是一种必要的表达我自己的方式。《大玻璃》是透明的，这个优点救了我。当你画一张画，即使是抽象画，总有一种要把它填满的需要。我想，为什么呢？我经常向自己问许多为什么，从这样的提问里产生怀疑，怀疑一切。我的怀疑是那样的多，以至于到了1923年我对自己说：“不错，这个方式很好。”其实，我并没有在一个预计的时候放弃所有的事。我从美国回到法国，把没有完成的《大玻璃》搁下了。当我再回到美国时又已经经历了好多事。在1927年我结了一次婚，我的生活变得可观起来。在这件东西上我已经花了八年时间，那完全是出于愿意，是自觉地根据精确的计划做的，但除了这些之外，我并不需要它成为内心生活的一种表达——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在上面。可惜，渐渐地我失去了制作它的热情，它不再使我有兴趣，不能再使我在意。所以我不想再做了，就停了，但并不是突然决定的，我甚至想都没想，我就这么着了。

卡巴纳：这好像是一种对传统手段逐渐推进的拒绝。

杜尚：是这样。

卡巴纳：我还有一些事要问，当然，这不是什么新话题了，您对棋的热情……

杜尚：这不是什么正事，不过是有这回事。

卡巴纳：而且我还注意到，当您不画画的时候，您对棋的热情相当高。

杜尚：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