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7.26-1968.10.2）

马歇尔-杜尚大约是定义了20世纪艺术的先驱者之一。《下楼梯的裸女》是染指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实验，《LHOOQ》是对于达芬奇《蒙娜丽莎》的挪用和戏谑，臭名昭著的《泉》——那件被他签上名字送去展览的小便池——更是当代艺术的经典形象之一，自那以后，“现成品”成为后世艺术家极为热衷的创作方式。

事实上，杜尚很早就开始逐渐远离艺术界。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很少出门，很少见人，既不去看画展，也不去美术馆。在他人生后半阶段，杜尚热衷于下国际象棋，而在私底下，他可能花费十年或者几十年时间创作一件作品。即便如此，他依然对周边的艺术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彼时，他所生活的纽约逐渐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约翰-凯奇等激浪派艺术家均从杜尚身上受益良多，安迪-沃霍尔等波普艺术家同样将其视为艺术的领袖与符号般的人物。

杜尚于1968年10月2日去世，到今年恰逢50周年。界面文化经出版社授权，节选了《杜尚访谈录》的部分篇章。这些对谈发生在他去世前两年，杜尚罕见地敞开心扉，同卡巴纳聊及他的艺术和生活，回顾他的作品和经历。在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完整、自由而独特的人。

马歇尔-杜尚：我很幸运，基本上没有为了糊口去工作

文 |  [法] 皮埃尔-卡巴纳  译 | 王瑞芸

卡巴纳：杜尚先生，现在是1966年，再过几个月您就80岁了。在1915年，半个世纪前，您去了美国。回顾您的一生，什么让您最满意？

杜尚：首先，我很幸运，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为了糊口去工作。我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为了糊口而工作是挺傻的。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不必为糊口而生。感谢我的运气，使我不必“下海”挣钱。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普通人的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没生过什么大病，没有抑郁症，没有神经衰弱。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了，我是生而无憾的。

卡巴纳：那么，什么是您最大的遗憾呢？

杜尚：我没有任何遗憾，真的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在我的晚年甚至比我的早年还要走运。

卡巴纳：布勒东说过您是二十世纪最有才智的人。对您而言，什么是才智？

杜尚：这正是我该来问你的！“才智”这个词是人发明出来的最有弹性的词。有逻辑学的或者是笛卡尔式的才智。但我想，布勒东的说法另有一种意思，他从超现实主义的角度拟想出了一种更为自由的形式。对他而言才智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够穿透普通人不能理解或难以理解的东西。这就像是在探索某一个词的意义，这个词会具有远较字典上给出的更丰富的意义。布勒东和我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有相同的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懂得他对才智的看法：放大、拉长、延展、膨胀。。。。。。随你怎么理解。

卡巴纳：这么说来，您就是根据您的才智去放大、膨胀和探索了创造的限度。

杜尚：也许吧。但是我羞于用“创造”这个词，这个词的原意，社会性的意义是挺好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不相信艺术家的创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种事情，那么商人也是做某种事情，你明白吗？另一方面，“艺术”这个词让我感到有趣。就我所知它是从梵文来的，它的意思是“做”。现在，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事，而那些在画布和画框之内做东西的人就被称为艺术家。起先他们都是被称为工匠的，我更中意这个称呼。无论在世俗的、军事的或艺术的生活里，我们都是工匠。当鲁本斯，或者是其他什么人，需要蓝颜料，他就得告诉行会要多少克的蓝颜料，他们得讨论这件事，然后才知道他可以有50克或60克或者更多的蓝颜料。这就是在旧的契约方式中工匠的所为。“艺术家”这个词是在画家变得比较个体化之后被发明出来的，最早出现在君主制社会，在当代社会，他成了一个绅士。他不再为人做东西了，而是人们在他的产品中去挑选东西。艺术家的报复就是，他很少像以前他在等级制度的社会里必须做的那样让步了。

卡巴纳：布勒东不光说您是二十世纪最有才智的人，他还说——让我在这里引他的话——您“对多数人而言，是最扰乱人心的人”。

杜尚：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不肯跟随这个时代的流行风格就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安。而这些人总把异己的事当成自己的对立面、一个敌手，但实际上这个敌手并不存在。这种敌手只对布勒东和超现实主义者存在，因为他们指望人除去已经做过的事之外还能做些别的。

卡巴纳：您有没有认为您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不安了？

杜尚：不，在这一点上不会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抛头露面的人。我仅有的很少的露面机会也只是在布勒东的圈子里，以及在一些对我的作品有兴趣的人中间。在“公开”这个词的准确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公开的活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把《大玻璃》（注：《大玻璃》是杜尚从1915年到1923年花了八年工夫画在一块大玻璃上的一张试验性的作品，其中形象是抽象的，手段是很机器化的。这张作品正式的名字是《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拿出去展览，它一直都放在仓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