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

蒋兆和，《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立体感呈现的细部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是蒋兆和仅次于《流民图》的一件大尺幅作品，画面中的皴法与渲染技法已经跳脱传统中国水墨画的笔法。画家齐白石曾称赞这件作品“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为中外特见”，画面中传达出“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的艺术家立场，也是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之间的互动。

展览的第二部分为“讲述与聆听”。1949年，新的国家政权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表述其文艺政策。它要求文艺创作为新的国家主体建立全新的叙事体系。新政权的自我确认与合法性叙事有赖于人民的集体想象与认同，并将其在不同的代际之间持续地传递。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围绕着为新的民族国家叙事创造视觉内容，让人民能够喜闻乐见地接受、认同乃至信仰、团结在其周围。1958年，《红旗》杂志提出，毛泽东同志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红色”图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点，其中包含“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的创作准则，对毛泽东形象的神化塑造，对英雄主义的赞颂，以及“全盘苏化”的语言样式。

虽然红色美术特别是文革美术所承载的宣教内容、道德意义与叙述逻辑已随着那个时代的落幕而被彻底掏空和拆解，但它的基本图式、语言特征和情感能量，就像某种视觉暂留现象或身体的惯习，仍深植在我们的当代文化之中，并一次又一次以各种不同的面貌显现出来。后者同对历史有针对性的，有目的性的反思、审视和批判一道，构成了今日的一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