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四条屏细节比较图

这两小段考证，题写于楠木盒盖题记之前，内容与之接近，而略简单。而今看玉琮本身，留有红色朱砂的痕迹，很可能就是吴大澂以在进贡前，用朱砂制作此玉琮的拓片所致。

关于吴大澂获得此琮的时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介于编印《古玉图考》的光绪十五年（1889），结束丁忧入京候选的光绪十八年（1892）之间。而笔者更倾向于光绪十八年，殆光绪十六年（1890）至十八年（1892）三年，吴大澂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以书画遣兴，尽管有徐翰卿为之搜罗古物，但所得似并不多。其古玉之搜藏，主要来源是京师的古董店。巧合的是，王文心旧藏《吴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四条屏中，古组琮所在的一条，其上方的“古玉玺”拓本吴大澂在题跋最后用了“愙斋所作时年五十有八”朱文方印，证明这一套朱拓四条屏制作的时间为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少其获得此琮的时间必不可能晚于该年。

那么，吴大澂将此琮进贡入内廷的时间呢？鉴于其政治生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结束，而得琮并传拓的时间在光绪十八年（1892），进呈的举动，无疑应是在他担任湖南巡抚期间。作为疆寄要员，在皇帝、太后万寿之际，进贡之事必不可少，吴大澂之所以选择以玉琮作为贡品，与玉琮自古以来，都被视作礼器的思想有关。古人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认为璧和琮象征着天圆地方，为十分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从玉琮的外观“外方内圆”上看，方和圆代表地和天，中间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

而且此件玉琮在尺寸上有其特别之处，吴大澂在楠木盒盖题记中就已明言，此玉琮的尺寸相当于“周尺十有三寸，意必有尊于天子之后者”。查《周礼》《考工记·玉人》载：“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 瑑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也就是说，按照《周礼》关于玉琮的记载，这样大的玉琮，在周代起码是天子或王后的级别才可以使用。虽然不无媚上的嫌疑，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吴大澂才选择这件玉琮作为御贡之物。

另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载，正是吴大澂初任湖南巡抚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清廷颁下上谕，开始筹备慈禧六旬大寿，此御贡之物敬献的对象当为光绪或慈禧。虽然不能绝对化，但吴大澂在湖南巡抚任上，备受恩宠，也可能与进贡此类宝物有关。以致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远在内陆的吴大澂上奏折，主动请缨，率领湘中子弟跋涉万里，出山海关应敌的愿望，获得了批准。

吴大澂为晚清清流派官员的代表人物。清流派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影响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以李鸿藻为宗主，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等人即为主要成员。正是在边疆危机四伏、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纷争剧烈的形势下，清流派以“起敝振衰”独树一帜。慈禧对清流派弹劾权贵常加以鼓励，以此树立自身绝对权威。清流派官员本着维持圣人之道自任的清议观，言人之不能言的谏诤信念，爱人为大的民本意识行政，尤其是对外强硬抵御侵略的外交思想，对19 世纪80年代初期清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881年，吴大澂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经过长达五年反复勘查、交涉谈判，于1886年收复被俄强占的吉林黑顶子地区，名垂史册。如今回望与梳理这位国家英雄的绝世遗珍，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其文武兼资的战略眼光与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