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区域文化要素在这里交流、融合、创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边其它文明吸收

三星堆文明包容开放，它不是宝墩文化自然发展而来，周边地区人群的交流与伴随的文化因素冲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三星堆广泛吸收、借鉴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因素来自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铜铃、玉牙璋、陶袋足盉、陶觚形杯、陶高柄豆、石斗笠状器等，在二里头文化中都有类似的器物，且最早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三星堆文化崛起的时候，正值二里头文化的尾声。两者相同的文化因素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更早，三星堆文化明显吸收、接纳了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尤其是青铜器和玉器，造型复杂、技术要求高，同类器物很难在不同地区独立产生。三星堆文化的玉戈、玉戚、玉璧、铜尊、铜罍、铜瓿、铜盘等器物，也与中原地区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早期的商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可以看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地区夏商文明之间的广泛联系，应当是通过长江中游辗转传播的。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容器，无论从器型还是从纹饰上看，都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风格更为接近。一号坑出土的龙虎尊与1957年在安徽阜南月儿河捞起的龙虎尊相似，三星堆龙虎尊铸造得更为粗糙，被认为是模仿安徽龙虎尊同类器物所作。在湖北江陵八姑台、四川巫山大昌、湖南华容、湖北枣阳新店等地均发现有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风格特征十分相近的铜尊，而湖北沙市和湖南岳阳则出土有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风格一致的铜罍。三星堆文化的部分陶器、人像、神像、城址规划设计理念和墙体建筑技术等，也受到来自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文明中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如金权杖、金面具、铜权杖、铜耳饰、红宝石串珠等，与西北及北方草原地区为代表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云贵高原乃至南亚存在联系和交流。原产于印度洋海域的海贝也通过远距离贸易来到三星堆，被精心盛放于青铜大口尊之中。

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三星堆的文化因素也随着人群的迁移而见于周边地区。甘肃张掖发现的青铜人头像、陕西宝鸡发现的陶尖底器与铜人像、越南北部发现的玉牙璋与有领璧，都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