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智 渡船 石版画 85cm×58cm 2014年

新时代的版画家需要传承老一辈版画家的责任与使命担当，薪火相传，弘扬中国版画的优良传统，为建构具有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方式的版画体系而努力。

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版画精品力作；以版画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版画国际合作交流和文化传播，建构和提升中国版画在世界美术格局中的地位与话语权。我们要坚持价值引领、学术引领、人才引领，努力推动版画人才队伍建设，举办高质量的版画展览，推动老一辈版画家个案研究，加强版画理论研究，加大版画宣传推广力度，扩大版画的社会影响力，探索版画市场推广、版权保护等多方面工作。

版画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当代版画家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寻找创新的契机和立足点，并以守正创新的精神和薪火相传的使命担当，创作更多具有新时代特征和文化高度的艺术作品。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版画艺术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广州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水印版画在新时代发展中的文化使命

□ 陈琦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国度，我们用什么精神气息与表现形态的艺术作品与国际同行交流，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传播。

“全球化”在文化上不应“一家独大”，而应有文化多样性。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只有多元并存，世界文化大观才能呈现出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与辉煌灿烂。当下，中国应该重塑怎样的文化形象以及如何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中国艺术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的青年艺术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视野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艺术教育工作的具体目标和任务。

以版画为例，在版画四大版种中，木版画是中国最早发明并广泛使用在经书典籍插图上的。从敦煌出土的经卷文献中看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以单个佛像为单元捺印的四方连续《千佛名经》，目前有据可考最早的版画为9世纪《金刚经》扉页插图，比西方1380年的“普洛塔木板”早500多年。中国雕版印刷术自隋唐便开始运用在历书、典籍及课本等出版物的刊印中，至宋已广泛应用到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并形成了官刻、寺刻和坊刻三大出版系统。明代是中国古代出版业“光芒万丈”的鼎盛时代，其时，不论是出版物的数量或种类都达到空前水平，形成了“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的境地，产生了“冠绝群书”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彩色套印经典之作。遗憾的是，这样的版画技术史与辉煌的学术成就在西方版画史文献写作中鲜有提及或一带而过。

在西方固有观念里，东方版画的代表是浮世绘，甚至还有人想当然地以为水印版画是由日本传到中国的。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反思，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缺位，责任不在他人而在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做好自己的文化传播工作，没有讲好中国故事。

因此，水印版画的传承与发展是我们在新时代版画发展中面临的重要任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还有相当多的版画教育者和版画家对水印木刻的认识停留在粗浅表面的版种分类上，而没有将其当成一种文化活体来看。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也是最早用印刷技术进行图像复制与传播的先行者，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技术与审美范式。它绝不仅是一个技术版种，而是一个美学系统、一个文化载体。如果仅把它当成版画中一个版种就太过狭隘，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文化积淀。

水印版画艺术语言的宽容度和可能性表达是其他版种无法比拟的，因为中国思想本身就具有无比的宽容性和无限可能性。如果我们能从哲学层面去理解水印版画，便能将其从形而下的具体版种上升到一种中国思想的视觉外化与表达，在此认知基础之上，我们便能从更高的文化战略视角来考量传统活化与当代表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中国现代水印版画是20世纪3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原创性版画艺术形式，它一方面从传统雕版木刻中汲取深厚的滋养，另一方面也吸收融合西方套色木刻以及日本彩色木版画技术，经过三代艺术家们的不断探求，最终形成具有现代艺术元素与不同地域艺术风格的现代水印版画。2000年后，中国水印版画艺术创作全面进入了当代语境，具体表现为艺术家的作品不再具有地域风情性特征，纯粹的风景或风情性的描绘作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从个人经验出发，对当代社会的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撞击所产生的深度思考与视觉呈现。艺术家开始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企望从中找到本民族的精神特质和价值核心，艺术创作开始由单纯的个人生命体验融入了民族与历史的深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