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如迈入了一幅多姿多彩、不断延展下去的宫廷画卷：有的人，倾心于东西六宫精巧的陈设；有的人，钟情着内廷园囿雅致的格局；还有的人，则沉醉于古建遗风沧桑的气息……

停步在故宫博物院的常设文物专馆，一件件奇珍异宝正呈现出旷世之美，它们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物证。不时有人惊呼，这些精美的文物藏品，究竟是怎么传下来的？

进到故宫博物院西侧的一排平房里，我们找到了答案。这里没有游览区的熙攘喧闹，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一批文物被送来此处，有的经历风霜雨雪，饱受“病害之苦”；有的长期原状陈列，急需除尘保养。在这里，一代代文物修复师，日复一日地用他们的匠心妙手，为一件件文物“祛病延年”。

“走过近百个春秋，故宫博物院现拥有186万余件珍贵馆藏，包括古书画、古器物、宫廷文物、书籍档案等。”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主任屈峰说，“文物保护修复学科与医学相似。医学关注的是人的健康，文物保护修复则关注文物的‘延年益寿’。更好守护中华文脉，保护、传承、弘扬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我们责无旁贷。”

北京故宫 新华社发

书画临摹组副组长陈露 受访者供图

漆器修复组组长闵俊嵘 受访者供图

他们手上 将古法与今术融会贯通

镶嵌修复组组长孔艳菊的工作台上，除了刻刀、镊子等工具，还摆放着一本《中国鸟类观察手册》。

“做文物修复，怎么还学观察鸟啊？”记者好奇。

“修复镶嵌文物，需要了解文物上面缺失部分的图案。之前我们修复了一件点翠的花鸟挂屏，通过对该文物上的羽毛进行显微观察，发现它们分属不同鸟类。因制作工艺不同，出现的病害也不一样。只有不断研究学习，才能保证修复的正确和合理。这本工具书，可以帮助我更好了解鸟类知识。”孔艳菊笑着说。

什么是镶嵌文物？“镶嵌，是使用宝玉石等多种材料在金属、漆器、木器上进行装饰的一种传统技艺。镶嵌材料包括宝玉石、贝壳、牙角、木材、金属等。”孔艳菊介绍，当前，故宫博物院院藏的镶嵌文物，主要包括百宝镶嵌、花丝镶嵌、翎羽镶嵌等7类近15万件，许多都需要保护和修复。

此前，孔艳菊与小组成员修复了一对花梨木嵌玉石人物顶竖柜。该文物属清早期，因时间久远、胶黏剂老化等原因，造成嵌件缺失严重。修复的难点在于将修补材料制作成合适的嵌件，实现补缺的部分与原件完美匹配。于是，孔艳菊和小组成员以两个柜子互相参考，将所有零部件按照原件残留的胶黏剂痕迹，绘制轮廓，确定形象，然后再将每块局部剪下，下料、切割、锼形、拼接、雕刻，最后完成了修复工作。

“做镶嵌修复工作，首先要了解文物的制作方法，熟练掌握多种传统技艺，才能在传承古法的同时使用相匹配的修复材料，对文物进行科学合理的养护与修复。当前，我们小组已经发展到12人，年轻人的加入让修复工作充满了青春活力。我常对他们讲，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镶嵌文物修复师，必须打牢基本功、勤于思考、不断总结。文物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承载的文化价值，想讲好它的故事，只有努力了解它、亲近它，才能理解它、读懂它。”孔艳菊说。

拿起桌上暗红色的直角尺和小刀锯，木器修复组副组长刘恺翻来复去看了又看：“我们小组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来的人在正式开始接触木器文物前，都要先掌握木工的基本功，通常是亲手制作这样一套木工工具。”

“亲手制作工具，最能体现你对木材的认识水平和基本功的掌握能力，只有真正动起手来，你才能了解将要面对什么，才会思考怎样实践。”刘恺说。

这段时间，刘恺正致力于修复一件清代的黄花梨翘头案。以前曾有专家认为该文物属于明末清初时期。但在修复过程中，刘恺借助新技术发现该文物采用了木质包镶工艺，“通俗来讲就是工匠在制作家具时，内部会使用一些柴木（比如松木、楠木、柏木），外面则以名贵的硬木（比如紫檀木、黄花梨木）包裹镶嵌在家具表面。在清宫中，这种工艺大体上是从乾隆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的，以此为依据，我认为这件文物更可能是清中期以后的”。

“看来做文物修复，不光是修修补补，还得不断学习、不断研究。”记者感叹。

“做这一行，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修复技术，还要掌握丰富的文物知识。”刘恺频频点头，“这些年，我们小组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借助科技力量。前段时间我们还和林科院木材鉴定中心商谈，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手段量身定做一套智能木材鉴定识别系统，为我们在文物修复中材质的判定提供更多参照与依据。”

在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镶嵌修复组成员巩天舒正在实验室成员王允丽的指导下，探究为何清代服色“明黄色”没有固定色度值？通过染制大量实验样品，巩天舒发现受制作工艺和光环境影响，颜色可能存在偏差。“我对文物有了更深理解。”巩天舒说。

“文物修复既不能照搬传统经验，也不能依赖先进技术，而应把二者融会贯通，方能‘对症下药’。如今，团队的年轻人都秉持一种精神——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基于这种严谨，他们一定能走出更美好的未来！”王允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