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外题材外，日常他的所见以及接触的人物，他也将他们描述在作品中。比如《我的母亲》，他以夸张变形的方式，展现母亲的乐观与有趣，作品体现出浓浓的“当代”雕塑的味道。作品《我的惠东小姨》、《羞》、《童趣》，甚至他鼎鼎大名的作品《悟》，都是以这样的现实题材作为蓝本的。

这样宽泛的‘当代’题材，全球化题材，展现了卢思立大师作品在题材上的“当代艺术家”视野。

可以说，从上述的造型的反纪念碑性、作品语言的张力矛盾与消解、视觉性为中心的创作实践以及全球性当代性的题材，可以看出，卢思立大师作品的审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工艺美术的范畴，由“技”入“道”，迈入“当代艺术家”的领域。

（四）“东西方融合”的创新实践

就如前文指出，卢思立大师“自然型”木雕创作实践，是以东方“天人合一”思维为起点，“相木”，观察每一段木料的特点、特色，同时驰骋创作者的想象力，使木料的特点与创作者的主观主题形成一种同构。这是一个东方式的起点。

在作品的造型构思和创作阶段，他推动的却是西方式的更“当代”的造型和线条特征，如夸张式伸展、夸张式扁缩、局部变形、突出主体而忽略局部，这些都是西方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所展现出的方法和特征。这是一个“当代”的造型落脚点。

作品呈现出的在主题、造型、线条、空间上的矛盾张力，使卢思立大师的作品充满了令人看了就会久久移不动眼神的张力。然而，所有更为西式和现代的造型，在最后的作品感受中，又会回归到一种东方式的意趣，局部是矛盾和张力的，最后表达的意趣却是东方的。这在魏晋时代的一些艺术作品中，东方的精神同样凸显了这种对于“拙”、“朴”、“陋”、“简”的审美取向，取得是精神上的一种潇洒不群。在清代，扬州八怪等艺术家也呈现出同样的审美趣味。

这样的东西方艺术思想和技法交融的方法，不仅对于艺术家个人作品创新提升有着很气强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对于需要“创新”的工艺美术界指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径。从东西方交融中去寻找创新的思路，从西式的技法东方的思想中去寻找创新思路，从现代的造型与古典的技法中去寻找创新的力量。这样的路径试验，会让传统工艺品界，由于借鉴了新型了“当代性”的力量而焕发新生，催生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五）“当代性”的“东方话语”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学界在认识艺术“当代性”问题时，其实一种都知道，我们的“当代性”是建立在西方的语言范畴基础上的，我们没有经历精英大师各种流派的“现代主义”阶段，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纪念碑传统需要颠覆与反对，我们没有消解、解构的土壤，我们发现，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当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流派和理论来定义我们的“当代艺术”、“当代创新”，我们只会收获水土不服和先天不足的一些畸形的艺术实践。

只有真正在“当代性”艺术范畴内，建立符合东方的价值的语言体系，评价系统，认可标志，这样的当代性，对于我们国内艺术界的创新和“当代艺术”的向前发展，才会具有更好的意义。

卢思立大师的创作实践，东方的思想、当代的造型、传统的技法、矛盾的局部、对比的空间，最后又回到“拙”、“朴”的东方意趣，在我们的传统艺术领域和工艺美术领域中，就需要这样既有传统的技术影子，又有更为先进的“当代”的曙光的作品。这样的创作思路和实践，无疑对于理论界研究何为东方的“当代性创新”，对于研究“当代性”的东方特点和东方话语，有着巨大的帮助。（邓远刚）

作者简介:邓远刚，泉州晚报社媒体记者，福建省文化产业学会副秘书长，泉州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多年来深入研究泉州传统工艺美术，多有文章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