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追击者》截图

围绕双年展的愤怒激发了关于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广泛讨论，这种讨论在艺术界正逐渐得势，因为许多艺术机构发现自己面临着道德上可疑的资金关系的审查。

在向这些机构提供艺术作品时，艺术家冒着共谋的风险——他们让造成长期不公正的权力进一步被合法化。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棘手，即是否要承担道德义务，背弃和污点资金有关联的机构和赞助人。

2014年，一场艺术家抵制迫使悉尼双年展的组织者切断了与其主要赞助商Transfield Holdings的联系，该公司与澳大利亚政府移民拘留中心的运作有关。参与抵制的艺术家之一加布里埃尔·德·维特里（Gabrielle de Vietri）说，起初她希望通过作品表达她的反对——但最终决定“唯一适当的回应是尽可能公开地退出”。

她说：“（抵制）迫使我质疑我的事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只是通过制造艺术来支持或延续不公。”去年12月，她制作了一张数字地图，揭示了化石燃料行业与澳大利亚艺术之间的联系。当感觉自己“不能再忽视政治和环境形势的紧迫性”之后，她决定在去年年底离开艺术界：“我意识到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事不是继续创作，而是撤回作品。我已经完全退出艺术行业，决定开始法律生涯。”

赞助和艺术长期以来一直是共生的，当前者受到挑战时，后者往往发育迟缓。在悉尼双年展遭到抵制后，时任传播部长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谴责了有关艺术家的“恶意不感激”。德·维特里说，艺术界的许多人将联邦对艺术经费的削减归咎于抵制。

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成功的艺术干预。去年8月，伦敦设计博物馆的一个展览被留下空墙，因为伦敦设计博物馆在上个月为意大利军火公司莱昂纳多举办了一个活动。超过三分之一的艺术家参加了“希望能说不”（Hope to Nope）运动，他们探讨了平面设计和重大政治变革的共同历史，并要求撤回他们的作品。行动主义戏剧团体“BP or not BP？”（戏仿莎士比亚名句“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BP是英国石油公司的缩写）贡献了一只英国石油公司标志形状的莎士比亚花边，该剧团曾在接受石油公司赞助的地方（如大英博物馆）上演“不听话的戏剧”。小组成员丹尼·奇弗斯（Danny Chivers）将设计博物馆与莱昂纳多的关系描述为“特别惊人”，因为展览中许多艺术带有政治性质，“很快就能发现参展的艺术家心怀不忿。”一个名为“向武器说不”（Nope to Arms）的组织很快结成，他们在8月初发表了一份声明，批评设计博物馆在审查去年承诺的拨款时无所作为。

也许最高调、最成功的一场运动是由美国摄影师南·戈尔丁（Nan Goldin）领导的要求重估艺术界的赞助结构的运动。今年3月，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拒绝了萨克勒家族的100万英镑捐款，此前戈尔丁公开宣布，如果接受这笔捐款，她将取消原计划的回顾展。戈尔丁和她的组织“处方上瘾，现在干预”（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PAIN）一直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沿，迫使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断绝与萨克勒家族的联系，后者为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提供了巨额资金——这些钱来自萨克勒家族制造的奥施康定，这种处方止痛药引发了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尽管艺术家有好几次成功地挑战了大机构，但要想带来结构性的改变，显然还有更多工作必须被完成。法政建筑的鲍勃·特拉福德指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双年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早在去年12月，100多名工作人员就签署了一封信，要求博物馆考虑裁撤坎德斯。“此地去殖民”在聚集活动家和动员公众演讲、音乐和示威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BP or not BP”的丹尼·奇弗斯认为，在2019年，艺术界和公众越来越认同不道德的资金来源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公众可以“留意这些空间中日益加剧的抗议活动，注册报名这些团体以获得更多信息”，并“寻找可以支持这些抗议活动的机会”。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伦敦人认为大英博物馆应该拒绝接受英国石油公司作为赞助商。积极联系博物馆和美术馆来表达反对在传播讯息时很重要——“我们知道，他们确实在内部有所作为，能够真正听取公众的意见，因为他们最终依赖公众的意志来延续作为机构的合法性。”

虽然一系列艺术家的退出最终迫使坎德斯退出惠特尼，但抗议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以带来迅速的改变。正如特拉福德告诉我的，“每当公民社会想要改变权力结构时，他们就不得不联合这样做，而这正是我们在此时此地所看到的。”

（翻译：冷君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