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维习惯比浪漫主义久远得多。它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神学传统的产物。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上帝凭空创造了宇宙（他从空无之中创造宇宙这一点其实有些不寻常；大多数神都是用已有的材料创造的）；正如伊甸园或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明确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处境是一种惩罚：那些不服从造物主、试图扮演上帝的人被诅咒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创造自己的生存资料，而创造的方式总是一种痛苦和折磨。亚当被诅咒要为种植食物汗湿额头，夏娃被告知，上帝要倍增她“劳动”——也就是分娩——时的痛苦。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类比。“生产”（producing，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孩子的真实过程不仅包括一次性行为和九个月的怀孕，而是一个包含多年的养育、扶持与教育的社会关系网……然而在这个故事里，整个过程都消失了，只剩下婴儿（尤其是对男性旁观者来说）经过一个神秘而痛苦的过程，似乎凭空出现、完全形塑的那一刻——就像上帝创造宇宙。这正是“生产”的范式，生产的字面意思是“带来”，甚至是“推出”。工厂总被看作终极的黑箱，一个充满痛苦和折磨的神秘场所，钢铁、茶碟和微芯片不知怎的就通过一个我们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也不想去设想的过程被完全形塑。而按照古典的设想，艺术家的大脑也是这样一个黑箱。

从这个角度来看，工厂工人和艺术天才都必须受苦。只不过他们以相反（却互补）的方式受苦。工厂工人受苦是因为他与他的工作相异化，工作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无法控制它；艺术家受苦是因为她无可救药地陷在她的工作里，永远无法挣脱。

显然，随着工厂劳动的重要性下降、金融资本获得主导地位，以生产物品（而不是清洁、移动、维护、养育、修理、改造或照料它们）为主的工作观念变得更难维系了。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实际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艺术仍然被看作生产力无尽的工厂，被看作一种通过痛苦而神秘的过程，直接从艺术家的头脑中迸发出来的东西。当艺术界位于“创意产业”的顶峰，所有这些观念都微妙地暗示着，把艺术界不断推高的管理者和官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生产”了一些东西——或者说，生产了某种不同于艺术界自身的等级结构的各种社会组织的东西。

艺术界的进与出

每个展览、每次新的双年展或文献展，都试图（且不可避免地宣称要）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历史性事件——至少按照我们偏爱的那个定义来说——是在发生之前无法预测的事件。因此，每个艺术事件都想让观众大吃一惊。必须有些全新的东西，之前人们认为不符合“当代艺术”范畴的某些东西必须被包含在内，或者最好是能把之前根本不被当成艺术的东西包含在内。如今，人们认为一个展览能涵盖从人种志物件、民间艺术到包括对社会运动、设计项目的描述在内的种种事物，是很正常的。艺术界正不断检验和废除它的边界。

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界其实已成为：对自身边界的不断检验和克服。因此，它似乎一直在朝过去的先锋派预见的方向前进，冲破自己的泡泡，以便最终能涵盖一切。但艺术界真的能成功冲破自身吗？它真的在试图这样做吗？几年前当有人问波里斯·葛罗伊斯（Boris Groys），总在危机中的艺术界是否真的处在自我毁灭的边缘时，葛罗伊斯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任何崩溃的迹象。全世界的美术馆产业联合体都在扩展，文化旅游业正加速发展，每周都有新的双年展和展览在各地开幕。单是最近中国的加入，就极大扩展了艺术界的规模。”

所谓的艺术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规则的不断思辨构成的，规则总处在不断变化和商讨中。没有人声称对它们负责，每个人都说他们只是在尝试理解这些规则。如今的状况更加复杂，因为对规则的不断揭露、挑战和打破已经成了艺术本身的主要内容。

顺带一提，这种游戏——精彩地展示如何违反规则，以便给那些重新校准、重新分配和评估规则的人提供更高报酬的工作——不仅限于艺术界。它日渐成为政治本身的基本内容。以英国脱欧为例，虽然它表现为公众愤怒的爆发，和对行政精英的彻底厌恶，但能从脱欧中获益最大的人显然是律师，现在不计其数、每小时能赚上千镑的工作机会朝他们扑面而来，要重新评估英国在过去四十多年内签订的几乎每一份协议。这个例子在许多方面都如同我们时代的寓言。

然而，元规则——如果可以称其为元规则的话——依然始终存在：关于哪些规则可以被打破、哪些不能的规则。或许确定元规则的最佳方式，是确定哪些做法是显然立不住的。比如我们经常听说，如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变成艺术品——因为争论某物是不是艺术的做法本身，就倾向于把它构建为艺术。但这种说法并不对，有些东西是不能变成艺术品的。正如我们从威尼斯双年展上了解到的，挖出一艘载着在地中海溺死的难民的船并展出它是可行的，有人会认可这是一种艺术性的举动。但是难民本身或者溺死他们的海洋，就是另一回事了。

限度总是存在。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个别的创造性天才形象是很重要的。哪怕我们想否认它，这一形象依然对游戏规则的调节持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对其中一部分浪漫主义理想的持续拥护，是以对另一部分的排斥为前提的。如果说存在一条绝对的规则、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这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艺术家。艺术创造的价值必须且必然建立在排斥的基础上。要想真正实现诺瓦利斯（或者是奥西普·布里克 [Osip Brik] ，乃至约瑟夫·博伊斯）的愿景，就意味着要消解构成“艺术界”的整个结构，因为这将摧毁艺术创造价值的整个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