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历史与艺术双重价值的古代名人手札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普通手札，却引起了今天观众和收藏者的兴趣、关注与喜爱。

书信，在古代最初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后来变成承载思想与感情的载体，在电子时代的当下成为供人欣赏与研究的文献和艺术品。它小而又大，熏染时代的风云与碎屑，映射生活的甘醇与涩苦；它浅而复深，所说无非身边人、眼前事，所关却有可能是一个时代起落，一场兴亡的始末。现在已经不大有人写信了，电话微信，咫尺千里，云水不隔，是科技的大进步，交流的大便利。车马慢的时代远去了，哀叹不必，怀想却不妨。若偶尔有兴趣可执笔作书，表达亲人之间“家书抵万金”的牵挂；倾诉伴侣之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情思；畅述友朋之间“此夕我心，君知之乎”的眷念。彩云散复聚，鱼雁偶往还，也便算不负千载幽情。

前不久，赵孟頫的早期书札《与郭右之二帖卷》在经历漫长的一个多小时的竞拍后，以2.67亿元人民币成交，杜甫“家书抵万金”的句子，在此时已经根本不能说是夸张的修辞手法了。同一场拍卖，傅山致魏一鳌的十八通书札以1380万元人民币成交。而之前的另一场拍卖会，包括徐有贞、李东阳、文徵明、祝允明在内的六十余家近百通的一部明人尺牍册，拍卖成交价高达5175万元。

近年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门书札特展》以及其他一些公共艺术机构和图书馆推出的古代名人专题性手札展也大热。近日，上海博物馆还在战“疫”之际，推出网上展览《遗我双鲤鱼——馆藏明代书画家书札精品展》。这些各具特色的书札展引发观众寻根追源，通过手札去全面了解书写者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从这些古代名人手札堆里捡拾历史与艺术的吉光片羽。

手札也就是书信

手札也就是书信，之所以称之为“札”，是因为在古代纸张尚未普及之际，常用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狭长条状的竹片或木片，竹片的称“简”，木片的称“札”或“牍”，所以，也叫书简、书札。这些木牍据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规格，但多是三寸宽、一尺左右的长度，因此就有了尺牍的名称。那时的一封书信，通常是两块木牍，写信的时候，先在下面的木牍上写上要说的话，然后在上面盖上另一块木牍，写上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名字，最后用绳子从中间将两片木牍捆扎结实——这绳子便叫做“缄”，后来说的“三缄其口”、“缄口不言”，出处即是这里。为了防止信被别人拆看，在绳子打结的地方还要封上一块青泥，盖上玺印，就是封泥。这样，便可以将信交付使者传送了。后来轻便的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牋”和“笺”就是小而华贵的纸张，不过普通人却用不起，“欲寄彩笺兼尺素”还真要像晏殊这样出身的世家子才行。

写在小幅的绢、帛等丝织物上的信，叫做尺素，汉乐府中有脍炙人口的《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乐府诗言辞浪漫而风调朴素，实际上非常写实。“双鲤鱼”并非真鱼，是装信札的木函套常被雕刻成鲤鱼的样子，“烹鲤鱼”也不是剖腹刮鳞，而是打开函套，取出书信的意思。有趣的是，这层意思自古就被曲解。《饮马长城窟行》收录于《昭明文选》，唐开元时，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解《文选》，元末明初刘履也有选注，这是两个较为有名的注释本，他们讲到这首诗时，都认为古人真的把书信藏在鱼腹中，由此还联想到秦末陈胜起义，把写着“陈胜王”的帛书放在鱼肚里，以威服众人的事。无怪明代第一才子杨慎要讥嘲他们是痴人证梦。

然而，鱼腹藏书随流水，脉脉千里寄相思，是多么别致而浪漫的事，诗人们并不介意把它想象成真的。刘禹锡“相思望淮水，双鲤不应稀”，有着点儿犹疑的怅惘；白居易“别后双鱼难定寄，近来潮不到湓城”，是掺着一丝哀怨的释然；岑参“双鱼莫不寄，县外是黄河”，是满怀希冀的切切叮咛；总是李白一贯谪仙人豪迈清贵的派头，“汉口双鱼白锦鳞，令传尺素报情人”仿佛水里的鱼儿也遵从他的差遣。

书信也称鱼雁，“鱼”的来源是浪漫的诗歌，“雁”的出处却是严肃的正史。《汉书·李广苏建传附苏武传》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数年之后，汉朝与匈奴和亲。汉昭帝要求放归苏武等使者，而匈奴谎称他们已死。后来随同苏武被扣留的属官常惠寻机会见到汉朝使者，教他对单于说：“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射到一只大雁，脚上系着帛书，上面说苏武等人在北海。”汉使依言责备单于，单于既惊且歉，于是释放苏武归汉。原来所谓的“鸿雁传书”是一个外交上的计谋。

张爱玲在《金锁记》里说：“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陈旧而迷糊。”朵云轩是著名的笺纸店，也是如今南方最重要的艺术品拍卖公司之一，朵云是书信的另一个别致的名称。唐代郇国公韦陟，为人风雅，用五彩的信笺写信，内容是侍妾按照他的意思所写，自己只是在后面署名，把“陟”字写得像五朵云彩的样子，一时风靡，号称为“郇公五云体”，后来就以“朵云”指称书信。

书信的历史悠远绵长，据说最早付诸文字的书信存在于甲骨

“信”字从人、从言，人言为信，尚无文字的年代，消息口口相传，有了文字，口信就成了书信。

书信的历史悠远绵长。据说，最早付诸文字的书信存在于甲骨，而最早的家书是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两个秦国士卒留下的两片木牍。《文心雕龙》的《书记》篇中说：“汉来笔札，辞气纷纭”，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谒公孙弘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志气槃桓，各含殊采”，而且“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这点“寸心”，赋予了尺牍传递信息的功能之外更辽远深沉的境界。

魏晋时代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由的灵光随处泼洒。人们在书信往还中不独谈学议政，更能述胸怀、叙离情、参玄幽、记远游……喜怒哀乐，无情不可以宣之于尺素，风花雪月，无景不可以展布于笔端，至此，书信终于不再是单纯的应用文体，而成为了具有独立地位、特殊风格的文学样式。

中国有墨迹留存的书法史，正好从西晋开始了，而其中最早的墨迹《平复帖》正好是陆机写给友人一封信。实际上，汉魏碑刻之外，中国早期的书法史几乎就是由信札组成的，除了《平复帖》，还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大多数作品、东晋王珣的《伯远帖》……宋代之后就更多了。

信札出于此手，观于彼眼，是很私密的东西，折射一地之境，一时之事，一人之情，未必面面俱到，却足够真实。正因如此，它于历史、艺术都有独特的价值。于历史言，它仿佛海洋里的一滴水，虽然海洋由水滴组成，但每一滴水都是对海洋的补充与佐证；于艺术言，它是个别致的侧面，在正襟危坐的书法作品以外，展示最随意最自由状态下的书写，暗合了中国艺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魏晋高古，宋元珍异，从数量上说，明清的书札留存的比较多，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与清代相比，明人的书札更多地保留了古朴的意味，这种古朴的意味既是形式，也在内容。

据笔者接触过的明人书札，大多式样质朴，内容简洁，少有连篇累牍，然而言辞修洁，书法精美，各具面目，各有妙处，它们就如同一颗颗细小奇妙的宝石，由时光与岁月磨砺而成，当你用适合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就会发出奇异的光芒，为你照见历史的一角。如上海博物馆藏有明朝东林杨涟、周顺昌、魏大中、缪昌明、周宗建五君子手札，其中杨涟一通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长安人为二魏报仇以报恩，百方计弄不肖，寻莫须有之事不得，竟捏无是公乌有先生，可笑！既捏造有书，招枢辅入内称兵以清君侧，激怒皇上，又指枢辅之请缓决杨熊等为弟手书，尝求分杨熊打点八万之数。日前拷问汪文言，招扳至于五毒俱备，又用铁繍鞋迫之死，死而复生，汪竟未招，而奉旨竟坐与诸人共逮。杨事糊粘不上，熊事弟原有参疏，熊极相恨，……今乃坐之受贿营脱，以枢辅之救熊为证，其实枢辅弟曾未与往来一书，架空捏作至此，独不畏鬼神乎？附闻以发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