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七〕 弥勒上生经变 上图：文殊山万佛洞 下图：西大寺E.204窟

此外，在松井太的研究中，还有一位名叫阿蒂提亚森（dityasen）的回鹘僧，他在莫高、榆林二石窟进行过频繁的佛事活动，从窟内题记的解读上可以看出，阿蒂提亚森为持戒者、律师（šilavanti），他用古回鹘文（半楷书体）在莫高窟的第61、197、201、443/444窟和榆林窟的第19、26、31、36窟八个洞窟内留下了巡礼记录。据第31窟题记可知，阿蒂提亚森曾在榆林窟夏安居（pkan）三个月。此外，他还在莫高窟的15个洞窟和榆林窟的6个洞窟（合计21个洞窟）内用婆罗谜文书写了题记，其中也包括第148窟甬道南北壁画回鹘国王供养像，佛坛下及东壁南北两侧画僧侣及回鹘王族贵族像，铭文的解读证明，其中有一位高僧，曾在西回鹘王国受封过“金印”。

从以上铭文的解读我们仿佛看到，11世纪之初的敦煌石窟，活跃着一个以西州回鹘国王、王公大臣为首，包括寺院僧侣和善男信女们在内的佛教团体。阿蒂提亚森是別失八里（Beš-Balïq）人，他所在的寺院应该是别矢八里的西大寺，不过从莫高、榆林二石窟中留下的活动轨迹看，包括夏安居在内的修行礼拜，不应该单纯地理解成外来僧挂单，而应是在沙州回鹘人的参与下共同完成的佛事活动。

众所周知，西夏建国于公元1038年，但是西夏人是否真正占领了敦煌？假如没有，又是谁在统治敦煌呢？一部分学者认为，11世纪上半叶西夏根本就没对敦煌有过实质性的统治，统治敦煌的是住在敦煌的沙州回鹘，这一时期的敦煌属沙州回鹘政权。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10世纪以来，曹氏归义军政权与西州回鹘之间关系密切，至少在11世纪上半叶，西州回鹘曾对敦煌有过实质性的统治。不过从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游人题记看，至11世纪中叶，敦煌仍在使用宋代的年号，北宋对敦煌的统治，有可能迁延到公元11世纪中叶前后。

莫高窟第444窟外北壁，三面二臂观音菩萨的外侧存有两则宋代题记。其一曰： “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正月初三日和尚画窟三人壹氾定全。”其二曰： “庆歴年六丙戌歳十二月座夏神写窟记也。”

从庆历六年的题记看，至少在西夏建国后第八年的1046年，敦煌仍在使用北宋的年号。这时的敦煌，虽然曹贤顺已经投降西夏，历史也已经进入西夏时代，但是，从莫高窟第444窟庆历六年题记看，在这一时期，西夏的确没对敦煌有过实质性的统治。因此在北宋无力西顾、西夏亦未有效统治敦煌的11世纪之初，敦煌极有可能受高昌回鹘统治，而莫高窟第409窟和榆林窟第39窟重修或开凿就在这一时期。

三 莫高窟第65窟

在西夏洞窟的排年中，莫高窟第65窟一直是作为西夏早期洞窟的标准窟来对待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西龛南侧存有六十余字的西夏文题记，根据文字的识读研究，知这条题记写于西夏甲丑年。题记曰：

甲丑年五月一日，福全凉州中搜料，到沙州地城。我城圣宫沙满，为得福利，故弃二座众宫沙。我法界有情，一切皆共聚，当西方凈国之深。

根据西夏文的书写规范和前后文大意，题记中的西夏年记“甲丑”乃“乙丑”之误，题记的书写年是1085年。题记中说，乙丑之年，福全在凉州搜寻建造石窟的材料，彼时第65窟内已被流沙填满，为求福报，遂清除窟内积沙，以求与法界一切有情共聚西方净土世界。

刘玉权先生首先注意到在题记的末端有一点绿色颜料，覆盖在乙丑（1085）年题记上，他认为与初建洞窟时绘制的壁画无关，是后来重修洞窟时从上方滴落下来的。并且认为，这款“清沙功德记”和洞窟重修是“大体同时”完成的。重修是多次进行的，在暂停的过程中，游人在已重绘完的西壁上书写了功德记，之后，又在继续重修时滴落了颜色。

《总录》一书中，就第65窟修建年代或重修年代记曰如下：

修建年代：唐（宋、西夏、清重修）

洞窟形制：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

内容：⋯⋯西壁顶敞口龛内唐塑一佛二弟子（西夏修）、西夏塑二菩萨（清修）

⋯⋯龛内西壁西夏重修背光，两侧各画二弟子；南、北壁各画一弟子、二项光。

如《总录》言，第65窟的修建的确在唐代〔图九〕，但是，唐代修建的并不只是西龛内的一佛二弟子像，还包括二菩萨像。在造型上，二弟子的衣装，尤其是自腰部以下下半身的袈裟，和莫高窟第71窟西龛内的迦叶像相比，有着极高的相似性，都属于初唐晚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