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部分内容，有周作人的批注

周作人在19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到了1960年代以后，周作人的生活愈发拮据，他在给朋友曹聚仁的信里写道：“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又说“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曹聚仁知道他的窘迫处境，因而在1960年代初期介绍他与香港《新晚报》的创办者罗孚认识。在1960至1965年间，罗孚邀请周作人在香港《新晚报》撰稿。后来罗孚辑出部分手稿内容，于197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了《知堂回想录》。1993年，罗孚通过香港朋友把《知堂回想录》中所有手稿捐赠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全。现在存留下来的这些，计有周作人创作于1960年代初散文杂文手稿41篇221页，及1962年《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一卷。是《知堂回想录》之外散文手稿中的选粹，也是罗孚自己多年间的珍藏。

曹聚仁在一封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新晚报》经济情况较好，稿费一定有把握。罗兄答应十元一千字，这是香港最高的。”可见晚年给香港的《新晚报》 写文章，成为周作人重要的经济来源。

罗孚不仅在文章的发表上给予周作人大力帮助，还在生活上尽力接济。当时北京物质生活匮乏，罗孚从香港给周作人寄送了不少日常生活用品。

1963年11月17日，罗孚趁到北京出差之际，与潘际坰一起到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这是他与周作人唯一的一次见面，《苦雨斋访周作人》中记录了这次会面：“八道湾周家进门有一个院子，院子中有一两株高大的老树。那天是阴天，院子显得阴暗，进了屋，屋子里更阴暗。老人穿的是短衣，不是长衫，不是‘不将袍子换袈裟’的袍子。宾主都客客气气。……老人又是问一句答一句，没有滔滔不绝。这样也就不可能坐得太久，半个钟头左右就告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