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八道湾十一号的住宅

罗孚很珍视周作人的手稿，如曹聚仁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透露的：“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罗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笔钱的。”因此，周作人的手稿得以完整地保存。

周作人手稿的崎岖发表经历

黄乔生在《周作人晚年投寄香港译著手稿略识》中谈及，这四十多篇著译文稿有一半未能发表，原因大概是：或者篇幅太长，或者寄去太晚，罗孚等编者已经没有了安排发表的时间或权力，或者因为文章内容有不适宜地方。

对《新晚报》拖延刊载《知堂回想录》的原因，罗孚解释：“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

周作人晚年的三位香港朋友，除了曹聚仁、罗孚还有鲍耀明。鲍耀明时为香港三井洋行经理，他与周作人之间长达七年的通信最早公开。1950年代，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的驻港办事处，周作人便为“垦创社”的《热风》杂志撰稿，同仁有曹聚仁、朱省斋、李微尘等。也是通过曹聚仁，鲍耀明认识了周作人，二人交往的通信和日记，成为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第一资料。鲍氏不断从香港寄来生活物资及海外书籍，成为老年周作人的莫大慰藉。

在周作人与鲍耀明的书信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文学历史，而是食物。时年恰逢内地物资紧缺，而周作人对于食物又相当执着。因了鲍耀明的帮助，周作人开始1960年代艰难的“海淘”。食品单里包含颇为清雅的清酒、樱干和煎饼，渐渐换成更实用的猪油和白糖。此外还有各式稀奇物种：松茸、生油、蒲烧罐头、月饼、昆布、梅肉酱、方糖、奶粉、炼乳、CARRO巧克力、日本羊毛衬衫，甚至有端午节包粽子用的糯米，以及东京荣太楼的栗馒头。

正如周作人在信中所说：“身居北平，得食千里外的珍品，深感佳慧。”作为回报，鲍则收到了周寄来的书画和信件，除了手稿，还有胡适、徐志摩、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通信，甚至连沈尹默给周作人写的“苦雨斋”，也寄去了。1960年代初，鲁迅已经去世二十余年了，周作人把他生命中的最大期待都给予了食物。在寄给罗孚的这些手稿中，关于食物的部分也占了相当多的比重。仿佛一谈起吃食，便是精神抖擞、长篇大论起来。这也是一代文豪，将晚年诸多的不如意抛诸脑后，在文章中大快朵颐、煮字疗饥，经营着一个文人最后的斯文和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