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份起，考古人员对沂水纪王崮春秋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目前已经出土86件青铜器并发现了随葬的车马，至于墓主人究竟是何许人，目前仍未有实证表明。纪王崮春秋古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有何时代特征？著名青铜器鉴定家张颂斌先生根据青铜器标准断代谱系，从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有铭文大鼎的时代特点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对于目前出土的86件青铜器，张颂斌说，对于每一次考古发掘，能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对于考证墓葬年代、主人等级、身份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掘青铜器数量多，比较完整，没有盗掘，是很难得的。目前有很多著名的考古学家已经对墓葬的年代和墓主的身份提出自己的意见，张颂斌先生仅从出土青铜器的角度和手上掌握的资料，对墓葬的年代谈了看法。他认为，上世纪2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学考古工作的发展和大量有明确纪年青铜器的出土，青铜器研究更加深入，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科学准确的青铜器断代标准谱系，可以从铭文、造型、纹饰等多方面进行参照判断。

张颂斌首先从铭文说起。他说，在崮顶春秋墓出土的86件青铜器中，首先出土的那件高66厘米的铜鼎最引人注目。内壁上面的5行27字铭文清晰可识，已经释读，内容是“华孟子作中叚氏妇中子媵宝鼎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保用享”。其中“保用享”是“永保用享”的简化句，“中子”是“仲女子”的简化句，意思是说，华孟子制作了这件大铜鼎，是为自己嫁给中叚氏的二女儿做陪嫁用的宝鼎，希望长寿万年没有尽头，子子孙孙永远享用。从铜鼎的用途来看，非常明确，这是一件媵器，做陪嫁用的。这种为女儿出嫁而铸造的媵器陪送的风俗，在西周的中、晚期至春秋时期是比较流行的，反映了当时一些诸侯国间的政治联姻。特别是到了西周的晚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渐渐强大，相互征伐，逐渐步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常用政治联姻的手段来保护或者强化自己。周代王室、诸侯及其他贵族的女子出嫁时，其父母兄长等要为该女子铸造青铜礼器(即媵器)陪送，供该女子在夫家作祭祀用器或生活用器。铸器时，常在这些青铜器上铸、刻文字，用于记事，并记下作器者身份称谓、出嫁女的称谓、所铸器的器类名称以及祝福的话语。

“从‘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保用享’的句型上看，属于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并逐步流行的常用句，当然也延续到春秋时期。在西周中期，虽然已经流行‘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句型，但‘眉寿万年无疆’句型还没出现，两句并用的情况，在西周晚期才较多出现。”张颂斌说，不但铭文具有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特点，而且字形也是西周文字的特征，还没形成各诸侯国独立的文字特征。由于已经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西周的青铜器铭文最为丰富，资料也多，铭文释读难度稍小一些。与之相比，辨识春秋之后的某一诸侯国的文字倒是难度加大了，所以从铭文分析，大鼎可划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范围内。那么究竟是西周晚期还是春秋早期的呢？我们再看一下大鼎的造型和纹饰特征。

◎大鼎的纹饰和造型

西周晚期特点

“除了铭文外，大鼎的纹饰和造型基本符合西周中、晚期的特点。”张颂斌说，这个大鼎高66厘米，厚重、直口方唇、直耳，有突出的扉棱(扉棱是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装饰，一般为凸出的竖条状，经常构成兽面纹的鼻梁，或窃曲纹的纹饰分段，起到明显的装饰作用)。在这个大鼎的口沿下，有六条突出的扉棱，在鼎的三只蹄形足上，也有突出的扉棱，与突出的双目构成了狰狞的兽面纹。而且扉棱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大括号({)形状，这是西周青铜鼎的特征。当然，也有少量西周晚期的铜鼎不同，比如周厉王时的“函皇父鼎”(甲)、“多友鼎”、“毛公鼎”等，没有扉棱而选用重环纹和简单的弦纹。

纪王崮出土的大鼎，直口方唇、直耳，保留了口沿下的扉棱和蹄形足上兽面纹，口沿下扉棱两侧以窃曲纹为主纹饰，而且是早期有“目”的窃曲纹，这种窃曲纹多见于西周。窃曲纹是夔龙纹的简化变形，窃曲纹进一步演化，“目”渐渐消失了。

从造型上看，该鼎鼓腹、大立耳的造型也符合西周中、晚期的造型特征，比如中期后段周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就是直口方唇、较大的直耳，口沿下饰带“目”窃曲纹，鼎腹部装饰大波曲纹，装饰有扉棱，蹄足上也装饰扉棱构成的兽面纹，所以从大鼎铭文、造型和纹饰的综合分析，可以基本推断：这个大鼎应该是西周晚期的礼器，同时可以看出大鼎具有西周时期中原文化的特征。

◎另外80多件青铜器

春秋中晚期风格

“在做出了对第一件有铭文大鼎的年代推断之后，我们能否推断墓葬的时间就是在西周晚期呢？不能。”张颂斌说，因为南北另外两个边箱出土的80多件青铜器展示的是另外一种风格特征。

据介绍，在此次考古发掘中，南边箱出土鼎等饮食类青铜礼器，其中有7件鼎、7件豆(或称簠)，此外还有甗和鬲、壶等，以七鼎七豆(簠)为基本组合。北边箱出土乐器，这些乐器中有甬钟10件、镈钟4件、钮钟一套9件、石磬一套10件、錞于2件，以钟磬为基本组合。在南边箱礼器中，豆的造型已可辨，腹部出现镂空装饰，这种造型和装饰是从西周晚期才出现的，在春秋时非常流行。另外，七件鼎都是附耳、子母口，有盖，顶盖上还竖着三个立钮。张颂斌解释，所谓附耳，就是鼎的两只耳朵不是直接铸在鼎的口沿上方，而是铸造在口沿下的器身上，然后曲折向上。所谓子母口，是青铜器口沿部的一种成台阶状的结构，子母口更便于配盖扣合。这些都是春秋中晚期至战国青铜鼎的造型特征。

除了七个鼎之外，甗也是附耳，而且清晰可辨为分体式。甗是礼器中的蒸食器，中间有箅。分体式甗，上为甑，下为釜，组合而成，这是春秋中晚期的造型特征。

从礼器的组合形式上，西周时流行鼎与簋的组合形式，一般鼎为奇数，簋为偶数。但从纪王崮出土的礼器组合上看，变成了鼎与豆(或称簠)为主的组合，配以鬲和甗、壶的组合。还有青铜乐器的造型特征，总体符合春秋中晚期的风格。另外，也出现了七鼎、七豆等量组合和陪葬两件錞于的地域性特征。

同一墓葬发掘中，既出土了西周晚期的27字铭文大鼎，又出现了大批春秋中、晚期的青铜礼乐器，前后相差200多年，应该如何进行断代呢？张颂斌说，墓葬中出现前朝器物，这种情况不罕见。根据考古常识，墓葬的断代应该参照出现年代最晚的器物特征确定。因此，推测这处墓葬的建成时间应该在春秋中、晚期，晚期的可能性更大。

由此看来，这些青铜器没有被盗，保存完整。上面的鼎虽然个头大、有铭文，并且提到三个人，但都不是墓主人，下面的才是墓主人的。

◎春秋中晚期“礼崩乐坏”

墓主身份尚难断定

张颂斌说，按照《周礼》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那么纪王崮出土的青铜器已经有七个鼎，能否判断墓主就是地位仅次于天子的诸侯王呢？目前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在春秋中、晚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列国势力崛起，僭制越礼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了，即便出现七个鼎，已经无法与西周时同日而语，不能再用《周礼》来评价了，用通俗的话来讲，已经乱了规矩了。比如长清仙人台出土的春秋早期的寺国贵族墓中有15个鼎，还有的贵族墓葬用13个鼎，所以，这时候发现七个鼎未必能完全按照《周礼》进行解释。至于墓主是谁，还期待考古发掘工作的继续清理，更盼望着有铭文的出现，结合史料最后确定墓主人及其身份。目前只能说是一个春秋中、晚期的贵族墓葬，或是山东半岛一带某诸侯国君。

◎为何葬在山顶上

墓主有些落魄？

至于年代早200多年的大鼎是如何作为墓主陪葬品的，张颂斌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当时以鼎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都是邦国之重宝。西周后期到春秋中晚期邦国之间、诸侯之间战争频发，胜利者对失败者所采取的手段仍然是“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的旧俗，即毁掉祭祀的宗庙，抢走祭祀的重器，这件大鼎有可能是墓主在战争中抢来的战利品，死后作为权力与财富的炫耀，用于自己陪葬。

另一种可能是，这件大鼎是墓主家传的“宗室宝彝”，在墓主死后将它陪葬的，正像铭文中写到的，为了“子子孙孙保用享”。

此外，张颂斌说，在古代传统文化中，一般诸侯王公和贵族的墓地都要选择风水宝地，多见集中的贵族氏族墓葬群，少有建在山顶上的孤墓，像纪王崮这样特殊的地方，或许表明墓主当时的处境有些落魄，或者其他无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