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白与三彩

说起“北白”，邢瓷总给人以“独尊”之感。至陆羽故去之后，晚唐时期，邢窑衰落，定窑崛起，二者接棒时段，“邢定”难分。定窑在最早的生产阶段泯于众人，至晚唐五代时期突然兴盛，或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势相关。陶瓷专家孟繁峰先生据碑刻资料和定窑生产情况分析认为，晚唐时期，定窑很可能是藩镇义武军官窑。义武军节度使又称易定节度使，一些定瓷底款有“易定”二字，可能与此有关。定窑于晚唐不过初露峥嵘，其真正的绽放还是要留待于五代宋金时期。

晚唐定窑或可视为邢窑的衣钵传承者，“北白”另有一处代表，是巩义窑。巩义白瓷品质颇高，当时便畅销海外，著名沉船“黑石号”中便有精品出土，但是于今却名声不显，大概是因为它还有更著名的产品——唐三彩。中国瓷器产生之后，陶器传统并未中断，新出现的低温铅釉陶器持续生产，自成一路，至唐三彩产生，光彩耀世。

三彩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产品，通常是面目狰狞的镇墓神兽、武士，而且由于釉中含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被视为无法实用的墓葬专用品。其实，铅所导致的慢性中毒之说，来自于近代医学。古语“洗尽铅华”，“铅华”便是古代妇女化妆所用的铅粉，铅粉中的一类也含铅。倘若铅的毒性广为人知，女生即便爱美，也不至于不惜性命。从巩义窑的发掘情况来看，三彩日常用品也大量出土，表明它亦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陶瓷的春天

“南青北白”，是《茶经》留给我们的固有印象。但至晚唐五代，南北瓷业互鉴，“南白北青”亦各有成就。谈及“北青”，《茶经》本身便留下了破局的线索——“鼎州窑”。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根据古地名判断，鼎州窑即是指唐宋时期大名鼎鼎的黄堡-耀州窑。黄堡-耀州窑地处陕西铜川，距离长安较近，其产品深受越瓷影响，几可乱真。至五代，耀州窑青出于蓝，更生产出天青釉瓷，开风气之先，以至于不少研究者认为五代耀州窑就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柴窑”。当然，“柴窑”如今仍是悬案，但黄堡-耀州窑对后来汝窑的重大影响，却有公论。

北方白瓷的流行，让南方诸多陶瓷原料丰富的地区蠢蠢欲动。传统青瓷产区囿于生产传统，不便改弦更张，安徽繁昌、江西景德镇趁此机遇，顺势先后崛起。南方白瓷，以白中泛青著称，故而更常见的名称是“青白瓷”。晚唐五代时期的青白瓷尚难与北方白瓷比肩，不过此时的初绽为两宋时的扬名天下奠基。

政治史和文学史的分期，通常把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晚唐时期，大唐颇郁郁不得志，内有宦官，外有藩镇，朝臣党争，百病缠身。李商隐诗歌中婉转沉郁，或早已主导了人们心中的中晚唐印象。然若从陶瓷史观察，此时真乃陶瓷生产的明媚春天，南北陶瓷生产皆盛，且彼此交流频繁，相互效仿。如此鲜明对比，耐人寻味。

某种可能的解释是：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而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进而客观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越窑的兴盛最为典型。吴越钱氏安居一隅，远离中原纷争，利用临海地利，扬帆海外，偷偷发财。吴越统治期间，越瓷盛行于海上丝路沿线，产品远达西亚、东非，所向披靡。爪哇海域出水的“井里汶沉船”，出水越瓷近三十万件。越瓷的出口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彼之砒霜，此之蜜糖。换一个视角审视历史，有时竟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