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第12窟1∶1复制窟

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成就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2020年11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建立石窟寺安全长效机制，同时加强石窟寺数字化保护利用，持续开展石窟寺壁画、彩塑、雕像、洞窟、摩崖石刻和海外中国石窟寺文物、敦煌文书等数字化工作。

显然，数字化是石窟寺更久远存储及更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可为石窟技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开拓新的可能性和无限空间。敦煌、云冈、龙门、大足等石窟，在21世纪前后陆续开展的考古工作中，均不同程度地引入过数字化技术，围绕洞窟数字化、虚拟修复、数字回归、展览展示、公众教育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实践。

山西是文物大省，在文物数字化方面走得比较早。云冈石窟早在2003年就开始数字化的尝试，据了解已基本完成了石窟总量1/3的数据采集。2014年，云冈石窟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高校合作，成立了“数字云冈联合实验室”，突破三维数据采集、运算、存储与应用等关键技术，探索出一套适用于高浮雕文物的数字化方法，成功完成云冈第3窟、第12窟和第18窟的等比例打印复制项目，佛像表皮的缺损、风化在复制过程中都得以如实展现，实现大型文物移动展示和虚拟漫游。

2017年完成的第3窟西后室原比例三维打印复制项目，是世界首例大型文物遗址3D打印复制项目。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看来，衡量石窟寺数字化测量结果的直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支持原真3D复制。云冈第3窟的复制成功，标志着数字化技术对于石窟寺的测量记录已达到可复原标准。而2020年6月，云冈石窟研究院与浙江大学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建成的全球首例可移动3D打印复制洞窟（云冈石窟第12窟），更是迈开了世界文化遗产“行走”世界的第一步。“一静一动”，两座等比例石窟的复原，被认为是中国数字化保护文物的一座里程碑。

河南龙门石窟在利用数字技术方面，确立了以“回归历史、再现芳华”为理念的数字化复原方案，目前已完成残损的万佛洞前室南壁S17观世音像龛的虚拟修复，海外回归高树龛佛首、奉先寺流散佛首与洞窟遗存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身首合一、复位合璧”，开启了龙门石窟流散文物“数字回归”之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被大规模盗凿，很多精美石刻散落到欧洲、美洲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地。截至目前，有8件流散文物回归龙门石窟，散落海外的仍有120多件。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表示，研究院已和国内外多所大学、博物馆开展了合作，为更多龙门石窟流散在外的文物寻找“回家之路”，通过数字技术复原石窟艺术，让千年石窟“活”起来。

除了实现流散石质造像文物“数字回归”，龙门石窟还探索适合的小尺度雕琢精细龛像数字化田野采集方法和算法，获得了目前国内精度最高的石窟寺数字记录成果，实施等比例3D打印，原真呈现了孝文帝迁洛之际龛像锦绣般精工细刻之美，让收藏在“深宫”的文物活起来。

让文物“活”起来是当今石窟寺面临的重要任务。然而，受限于价值内涵、承载空间、文物自身性能等因素，石窟寺展示条件无法满足和适应日益剧增的游客参观需求。如何通过数字技术进一步实现多终端“窟内文物窟外看”，探索石窟寺展示新方式，是近年来敦煌文化数字化研究的重点方向，“数字敦煌”项目就是首要代表之一，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交互现实3个部分。正如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所言，利用数字化开拓更多文物展示形式，依靠一部手机展示丰富文化，是敦煌研究院一直思考的问题。如今，“云游敦煌”小程序已经包含“敦煌诗巾”“智慧锦囊H5”、敦煌动画剧、点亮莫高窟等多个项目，一个不受时空阻碍，具有延展性的“新敦煌”正在新媒体端被搭建起来。

可见，石窟寺数字化已经不仅仅是考古测量的一个环节，更成为石窟寺保护、研究、传播等各项工作的基础。李志荣指出，当下中国的文物数字化领域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如何让文物数字化工作标准化，二是需要有关键的技术突破。基于此，她提出为石窟寺领域制定系统的、系列的石窟寺数字化保护的标准。

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一文中写道：“工作至苦……探索唯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生怕机缘难得，重游是不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今日文物数字化团队的种种努力，正是为了不辜负古人的匠心，而自觉承担起传承赓续中华文明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