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收藏元镂空贴花青花釉里红高足杯

古代陶瓷类高足杯，明以后的学者称靶杯，今人或称之马上杯。

文献最早为高足器赋名“高足”称谓的是宋人周羽冲的《三楚新录》，但所称之器曰“高足碗”，而不叫“高足杯”，称“高足杯”的叫法似乎是今人的习惯。实际上，高足杯与高足碗没有明确的分类依据，正如淮南淮北之桔，地异而名不同，但物类相似。

关于高足杯的祖源有两类观点。一是高足杯起源于希腊或罗马，二是高足杯为元代新创品种。两种说法其实均有不确之处，缺少了事物判断的历史性和联系性。

大汶口文化那只八角星纹高足豆（见于山东考古所收藏），被今人名之为豆，形制上就与后来的高足碗或高足杯一样。龙山、屈家岭、良渚文化的黑陶杯其杯把、杯身都与唐宋以至元代高足器相类，虽然名称上古人尚未赋予“高足杯”“高足碗”的称号，但从创意本质上看，应视为同一器类，是后期高足杯或高足碗的渊源。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高足杯或高足碗类器已成制式。瓷类高足杯有连着盛盘的（见于南昌县博物馆所藏），也有单只独立的（见于山西省博物馆所藏），金银器类有素面的（见于陕西何家村窑藏出土），也有镂錾或浮雕西洋纹饰的（见于大同城南北魏遗址出土）。这些高足器虽然有的带浓厚的西方风格，不能否认借鉴了西方的工艺技术，但其基本制式和创意祖本仍然是中国未曾间断的各类高足器具。此种结论拙文之《高足杯源流述说》曾经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种不切之论是：高足杯为元代新创之品种。既然高足杯在中国史前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并且，南北朝至隋唐再至辽宋金高足杯形制已成，不知为何要说元之高足杯为适应马上民族的习惯而新创。

情况真的如此吗？分析这一问题，除了要关注高足杯的时间延续性外，还应关注其作为一种器类的空间联系性。

唐以后流行的各式香炉，自然不能叫杯，更不能叫碗。但是，认真观察这些所谓的炉形器，凡作高足模样的，无论炉身、炉口或炉足作何样变化，其整炉的创意体系与文化精神都脱不去历代传统高足器的干系。

河北省博物馆藏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炉及白釉珍珠地划花炉，虽然都有外伸的宽边，但其下足部与同期之高足杯同形。安徽省考古所藏宋白釉炉、广州市大塘街遗址出土的北宋青釉炉、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北宋黒釉炉和白釉炉等，除去炉沿外展的宽边后，其余的炉身、炉足组合完全是高足杯的本形，如若当时的工匠不在器口复加外展的边沿，则此器之称谓自当改换。

安徽枞阳县横埠镇出土的青白釉刻花炉，炉足作复杂唯美的设计，但其炉身整体却作柳斗样的杯形。太原市金胜村出土的白釉镂空熏炉，拿去上部镂空的炉盖即成漂亮的高足杯。广州市考古所藏的北宋酱釉堆贴莲花炉、河南省考古所藏的北宋三彩刻花炉、淄博市博山区出土的金代三彩莲花炉、福建省博物馆藏的北宋青釉刻花炉等，虽然名字被称为炉，但其形态却都是高足杯样。因此，高足杯与高足炉在设计理念上应当具有同源性。

回来再说周羽冲的《三楚新录》。此书中载：“建隆三年……荆南尚使瓷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竞置用之，谓之高足碗。至大军一临，举族东迁，高足一词之谶，一朝应之。”此记证明，五代十国时期，高足碗等类器物已经在荆南地区（南平国）普遍流行。

考古资料所能证明的比《三楚新录》的记录更到位。大约《三楚新录》所记五代十国之南平国流行高足碗之后，高足碗或杯类器很快在较广大的地区流行开来。查考各博物馆收藏知，宁夏博物馆、甘肃博物馆、青海博物馆等均藏有西夏时期的高足杯或高足碗，这些高足器形式上略有差异，但烧制窑口大体都在我国西北地区。北京海淀西八里庄出土有金代黑釉高足杯，辽宁省阜新县海力板村辽墓出土之白釉高足杯、朝阳市双塔区西上台辽墓出土之青白釉高足杯及卵白釉堆塑高足杯等，证明高足杯在辽金时期流行到了北京及东北地区。

宋代饮酒习惯于用台盏。用于饮酒的台盏除盏台高起外，盏台上的酒杯（盏）也都高其足。当然，不带盏台的高足杯、高足碗也不难见到。安徽繁县藏宋代青釉刻花高足杯，底部作平铺的圆轮样，是一件较为少见的品类。在南方，广西兴安窑有南宋仿钧釉高足杯，杯形作撇碗状，杯足稍矮。江西南丰县白舍窑遗址出土的所谓青白釉葵口出筋碗，虽然足部较一般高足碗矮，但还是应归为高足一类。

河南禹县白沙北宋赵大年墓壁画《开芳宴》图中，有赵大年夫妻端坐高背椅上，桌上每人面前各置高足杯及盏台一只的画面，证明北宋人用高足杯饮茶。旅居美国的收藏者王己迁藏南宋《夜宴图》，杯盘狼藉的夜宴场景里，可以看到有各式高足杯样器，有的置于呈盘中，有的置于盏托上，有的直接置于案上，还有人正举杯屈身向主人敬酒。

元以后，高足器承前代之风华，浩浩然流行起来，地域更加广泛，种类多种多样。按窑口说，最突出的是湖田窑影青器、龙泉窑青釉器、磁州窑白地褐花器等。吉州窑褐花器取磁州窑系之精神，而又自成风韵，也十分中看。当然，若论艺术特色之明显，工艺之精湛，类别之丰富，还是要数景德镇窑。该窑口所制高足杯或高足碗样器，品类不下数十种。若按釉水花色分类，大致有卵白、青白、青花、釉里红、红绿彩、描金、戗金、鲜红、宝石蓝等；若按工艺特点分类，大致有划花、捏花、贴花、雕花，转把等。可谓极尽巧思，无限铺张。

元代高足杯（碗）之流行，究其原因，一是与蒙古民族席地就座或坐具底矮的生活习惯相关；二是应祭祀之需。为祭祀而制的高足器较之使用器更多样、更复杂。史前之高足豆、高足盘、高足簋等，大体都是这样。当然最让人爱怜的还是龙山文化那些蛋壳黑陶高足杯等器，这些蛋壳类高足器除祭祀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用场。

人类低坐而置高足器的情况，还可以从历史图像中找出证据。故宫藏宋摹顾恺之《女史智箴图》，画樊姬不食鲜禽，图中即有一高足豆置于案边地上，豆虽然空空如也，但席地跽坐之人正好与席地置放之高足杯相协调。

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北宋李公麟《孝经图》，绘两长者身边有高足器四类，除其中茶器置于长者身边高几上外，其余三类均置于地上。故宫藏南宋佚名《女孝经图》，祭祀场合中有若干高足器席地而设，场面十分庄重。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南宋《胡笳十八拍》，描绘的正是蒙古包内的宴饮场面，矮足长案之上，放置了多个高足杯。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元代程棨《摹楼璹蚕织图》，祭蚕神一节有多只高足杯用于祭祀之中。图中称重环节里，高足杯置于蚕农身边，成为饮水器具。另一幅程棨的《耕作图》，一高足碗与一执壶置于耕夫旁边的田间，应该也是备饮的茶具。凡此，足见高足杯作席地而用和祭祀时使用的情况，这类情况才是元代高足杯（碗）流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