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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丨京华物语(组图)

2022-09-19 14:30 文章来源:新京报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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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忠寺纪念标志前侧刻录王世仁2004年书写的《悯忠寺沿革记》(《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碑刻——皇皇史册》内页插图)

这是因为,唐代中国的地理大格局是东西结构,关内与关外相隔,唐廷的注意力更多聚焦在西翼,东翼(即今华北一带)较少得到关注。

经唐太宗、唐高宗两代人努力,东翼的最大威胁高句丽被彻底消灭。而当时华北富庶,大量粟特人来此经商,甚至在此定居,在宗教信仰的黏合下,形成聚落。安禄山、史思明均有粟特血统,安禄山的母亲是“胡巫”,应是祆教司仪之类。

考虑到这些因素,唐廷建法源寺,有依靠宗教力量稳定地方、敦化风俗之意,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自然不受临时性政策影响。与此同时,地方势力想向唐廷献媚,也往往拿法源寺说事。

史思明做了一件“百衲衣”

唐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法源寺内的东南角建塔。两年后,史思明又在法源寺内的西南角建了一座塔,今存的《无垢净光宝塔颂》,就是出自这座塔,原本镶嵌在塔壁上。塔在辽代清宁三年(1057)大地震中倒塌,刻石如今安放在寺内悯忠台观音殿的观音像后,普通游客不可靠近。

该刻石有三大奇:

首先,文字虽竖排,但从左至右,而非常见的从右至左。古人书写多用墨,这种写法不仅易污衣袖,且违背礼制。对此安排,后人颇感奇怪。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认为,这可能是安禄山临时定的规矩。

其次,刻碑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安禄山不信任史思明,起事时未与他充分协商,也没给他安排具体任务,只是让他守幽州。安禄山初期屡战屡胜,但到757年时,他被儿子安庆绪暗杀,唐军趁机反击,战局一度逆转。史思明无奈,宣布向唐朝投降,他建塔竖碑,应该是为了向唐朝讨好。所以《春明梦余录》中称:“此碑盖建于初归附之时,而借以媚唐也。”可碑上明明刻有“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的尊号,这是西逃的唐明皇给儿子李亨的尊号,此时《无垢净光宝塔颂》已经刻成,难道史思明能未卜先知?

带着这一疑问,学者仔细观察《无垢净光宝塔颂》,才发现问题所在:碑上多处凹陷,显然是把原来的文字磨去,刻上了新字。

经历代学者研究发现,《无垢净光宝塔颂》仅七百六十六字,涂改的字至少达四十九字之多,有些字磨掉后,想不出新字填补,干脆留白,多达十八处,堪称惨不忍睹。

显然,《无垢净光宝塔颂》本是用来讨好安禄山的,因安禄山初期屡战屡胜,史思明不得不表忠心。没想到安禄山死得太快,史思明只好在碑上乱涂乱改,将所有僭越的词都删去,转而吹捧唐朝。只是活儿干得太糙,一块好碑,生生被弄成千疮百孔的“百衲衣”。

想讨好唐朝,又不愿多花功夫,可见此时史思明已有复叛之心。虽然《无垢净光宝塔颂》进行过反复修补,但仍有一些不恭处,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为何不将此碑毁弃呢?可能当时东翼的离心因素太强,且战后百废待兴,唐廷不愿小题大做,引出意外变故。

文章虽差,字写得好也行

《无垢净光宝塔颂》堪称刻碑史上最著名的“烂尾楼”,却意外成了历史名碑。

碑文作者是张不矜,时任范阳府功曹参军兼节度掌书记。唐代大多数时期,范阳的治所在今天的北京,辖河北、辽宁的部分地区,安禄山曾兼任范阳节度使。功曹参军相当于今天的军事参谋,节度掌书记则是节度使属官,有文学、有出身的人才能担任,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办公室主任。

张不矜的文字应功力不俗,但《无垢净光宝塔颂》是“颂”体,文辞古奥,空洞无物,加上反复窜改,颇有词不达意处。碑文大概的意思是说,唐朝很厉害,史思明又很纯朴,所以建了这么个塔,以震慑坏人,宣扬唐朝的威风。

史书上记载张不矜的地方不多,他的顶头上司是耿仁智。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后,史思明让耿仁智、张不矜写表章,要求唐皇下令杀掉名将李光弼,并威胁道:如果不杀李光弼,我史思明就自己带兵去杀。

奏折写好后,在装入封套前,耿仁智将其中不恭的文字全部删除,并让人重写表章。史思明知道后,下令杀掉耿仁智、张不矜。处决前,史思明召耿仁智见面,说:“我用了你将近三十年,你却这么对我,我可没亏待过你。”

耿仁智却说:“人总有一死,为忠义死,死得好。你现在造反,不过就是晚死几个月而已,还不如现在就死。”史思明气晕了,用棍子把耿仁智活活打死,连脑浆都打出来了。张不矜应该也被砍了头。

《无垢净光宝塔颂》能传承千载,因它出自书法大家苏灵芝之手,他宗二王,却善于变化,被尊为“视北海(李邕)则加庄,视太师(颜真卿)又多隽”。李邕、颜真卿都是书法史上的开宗立派者,可见苏灵芝的书法功底有多深。

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

除了《无垢净光宝塔颂》,法源寺还保存着诸多古碑,其中许多是皇家赐碑,所以有“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之说。因为自唐代以后,中国地理大格局逐渐从东西向转为南北向,政治中心从西安移到了北京,而法源寺堪称是这个大转向的枢纽。

在法源寺,还有几块碑不能不提:《曹娥碑》:

在中国书法史上,另有两通《曹娥碑》,一是东汉著名文人蔡邕书写,宋代蔡卞摹刻;另一是《孝女曹娥碑》,南朝宋元嘉元年(424)立,明人传为王羲之书,被认为是书法史上的神品,历代学书法者必临。法源寺的《曹娥碑》应是另外一通,此碑在明代便已找不到了,也没留下拓片。

责任编辑:苒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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