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家住在龙门路桃源路(今时代广场)上，弄堂口有一个专供小孩阅读的连环画(俗称小人书)摊头，才五六岁的我，每天向父母要两分钱，就坐到书摊的小板凳上，一本接一本地翻阅小人书，从下午连着看到夜幕降临，画面模糊不清，也不肯罢手，直到母亲走来弄口，拉我回家吃晚饭时，才依依不舍离开小书摊。日复一日，小人书几乎成了我儿时唯一的乐趣。这样的情景，多少年过去了，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甚至一辈子都无法从脑海中抹去。

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伴着连环画长大的。真是一点没错。

不久，“文革”骤起，风云突变。一切课外文学读物，包括众多的连环画，统统被列为“四旧”而扫除之，图书园地一片荒芜，到处都是“红宝书”如红海洋泛滥。一直到七十年代初的“文革”后期，连环画才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开始萌生一点生机。“文革”结束后，尤其是八十年代初，随着文艺春天的来临，连环画园地重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但是，人们万万没有意料到的是，繁荣仅仅“昙花一现”，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连环画的创作与出版一蹶不振、持续低迷。主观原因是连环画家青黄不接，创作乏力，客观上是社会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使传统的连环画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失去了昔日磁铁般的吸引力。

更使人们始料不及的是，时光转到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收藏热的蓬勃兴起，连环画被称为“连藏”而异军突起，成为一种独立的收藏门类。有人粗略估计，全国号称“连友”的连环画收藏爱好大军不下百万。而最早冲入这一收藏圈的，则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这是典型的“怀旧情结”。

有庞大的收藏群体，必然就有彼此买进卖出的交易行为。从个人间的私下买卖，到此起彼伏的各地连环画集中展销会，从网络交易，到现场拍卖，一波未平一波起，大大助推着连环画收藏热不断升温。有人看到了这股收藏热中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不惜掷下重金，“吃”进品相好的经典老版连环画。仅仅经过二十余年时间，连环画就从因喜欢而收藏，从收藏到投资，实现了三级“撑杆跳”。现在，更多人是收藏投资两相宜，玩得十分滋润。

连环画版本中哪些更适合收藏与投资，如按时间段来划分，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1949年前的民国版连环画、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代。这四个时期虽各有千秋，各有可圈可点之处，但相比较而言，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连环画，已逐渐成为市场追捧的热点。

虽然从年份的角度看，民国年间的连环画因年久时长，存世量已极为稀少，其珍贵程度已形同古玩文物，一般交易市场鲜见踪影，也难得在拍卖坛上亮相。偶露尊容，价位就会一路飙升，令人望而却步。连环画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收藏项目，出现动辄上万元的拍价，盖因其量少价高之“曲高和寡”的涨势，就难以博得普通收藏者的持续青睐。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出版的连环画数量不能算少，但多为样板戏、阶级斗争题材，政治烙印极其鲜明，缺少连环画本身所独有的知识性、娱乐性等属性，这就难以受到爱好者的普遍关注。当然，也有人专门收藏“文革”专题连环画，以留下一段特殊历史的印痕。

改革开放后的连环画，虽然一度因为十年动乱造成精神食粮的饥荒，民众对连环画的热情空前高涨，促使连环画的发行与阅读形成新的高潮。然而终因时代的嬗变，快节奏的社会生活，连环画很快成为“强弩之末”，终因回天无力而式微。并且由于距现在时隔不长，对收藏而言，旧与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概念，也具有截然不同的市场效应。除了少数名家精心之作，一般就少人问津了。

那么，能够始终受到“连友”追捧，成为收藏、拍卖热点的，就数建国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连环画了。这一时期的连环画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名家名作精品纷呈，是值得收藏且具升值潜力的投资品种。

为什么建国后涌现出的众多连环画好作品，会成为广大“连友”热衷的收藏投资品？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普及。建国初的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与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谈话中讲到：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喜欢看，文盲看，有知识的人也看，你们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搞一批新连环画，把神怪呀，武侠啦，迷信啦，那些旧的东西去掉(载《蔡若虹文集》，676页)。不久，我国成立了第一家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出版社“大众图画出版社”。接着，在连环画发源地上海成立了主要出版连环画、年画的新美术出版社。辽宁、天津、河北等各地美术出版社，都将出版连环画作为一项头等大事来落实，相继建立了专门的编辑部门及专业画家队伍。

我曾阅读到两篇建国初最早谈论连环画的文章，印象颇深。一篇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长的蔡若虹先生所写，题目为《关于连环画的改造问题》，发表在1950年2月《人民美术》杂志的创刊号上。另一篇是上海画家邵克萍先生所写，题目为《谈谈改造连环图画》，刊登在上海美协主办的《上海美术》报1950年5月1日第二期第三版上。两篇文章异曲同工，呼吁改造旧连环画，创作出版新连环画。当年，邵克萍担任华东文化部艺术处美术室组长，连环画是他主管的工作之一。由于在旧社会，连环画多以古典、历史题材为主，不少是三皇五帝、才子佳人、侠客豪杰、妖魔鬼怪内容，与新中国的要求格格不入。邵克萍便在文中写道，为了让读者“从被造成的愚昧幻境中解放出来，给以新鲜的养料，让他们看见生活的真实和方向，那改造连环画不能不成为我们美术工作者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邵老生前曾多次跟我谈及当年的连环画情况，说上海一解放，文化部门十分重视连环画，很快成立了“上海连环画工作者联谊会”，出版了像邵宇的《土地》、赵宏本的《血泪仇》等许多连环画佳作。各级文化出版部门不因“小人书”之小而轻视其为“小儿科”，连环画做出了大市面、大影响。由于蔡若虹、邵克萍等美术领域具体主事者的身体力行，积极倡导，推动了我国连环画的改造、创作和出版事业的兴旺发展。

其次，连环画家群贤毕至灿若星河。老画家老当益壮，如连环画泰斗级人物赵宏本，1915年生于上海，十五岁开始画连环画，一生创作了三百余部作品，他与另一位老画家钱笑呆合作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成为不朽的精品之作。刘继卣绘画、张再学(即蔡若虹)编文的《鸡毛信》，在建国初期为连环画突破概念化、塑造典型人物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画家接着又创作了《东郭先生》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被誉为“南顾北刘(刘继卣)”的上海连环画家顾炳鑫，在创作出《蓝壁毯》后，又以素描绘法创作了《渡江侦察记》。辽宁鲁迅美术学院组织师生开展连环画的教学实践活动，其中王绪阳、贲庆余等创作了《童工》《我要读书》。贺友直在完成《杨根思》等作品后，创作出风格一新的长篇连环画《山乡巨变》(四册)，表现了中国农村大变革中的农民命运。华三川用钢笔复线的画法，创作了《亲人》《交通站的故事》《王孝和》等。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铁道游击队》(十册)，1955年出版第一本，先后再版印刷二十多次，总计印数达三千六百五十二万册，是我国再版次数最多、印数最高的现实题材连环画。王叔晖的工笔重彩画《西厢记》，以富有民族传统的精致笔法，为工笔连环画开创了新的天地。程十发的《孔乙己》、费声福的《风暴》等，都是这一时期家喻户晓的连环画佳作。

不能不提的是，当时还出版了根据古典名著编绘的长篇连环画，如六十册一套的《三国演义》，二十六册一套的《水浒》等。为创作这些作品，集中了我国几十位一流画家，画幅卷帙浩瀚，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五彩缤纷的连环画长廊。

再次，连环画文学脚本的精心编写功不可没。连环画的形式是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文字作为连环画的重要一环，约占版面四分之一。当年改造连环画的一个重点，就是提高其文学脚本的应有地位。因为文学脚本决定着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内容情节，为绘画者提供构图的基础。因此，连环画出版单位都设立了文学脚本编辑室，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曾设立过脚本研究组，由著名作家孟超负责。不少资深编辑、作家担任脚本的编写工作。蔡若虹因其文字功底扎实，以笔名张再学，先后编写了《白毛女》《王秀鸾》等文学脚本。著名四川老作家林如稷将自己的电影剧本改编成连环画《西山义旗》。

我想到老作家梅娘，知道她喜欢连环画，几年前寄赠一册拙著《连环画鉴赏与收藏》，却引出老人的一番感慨，回信说：“五十年代，我曾写过一些连环画文学脚本，留下了我生命中的一段印记。”那时，梅娘在电影制片厂任编辑，家中一对儿女不幸双双住院，沉重的医疗负担压在梅娘身上。正巧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邀她撰写连环画的文学脚本。于是，她就一部接着一部编写，每年都要写上三四部。那部受读者喜爱的连环画《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是她“很下了一番功夫”，才完成的上中下三集文学脚本。当这套连环画将出版时，梅娘被错划成右派，出版社只得将文字编写者的署名改为“落霞”。她编写的《爱美丽雅》，也是一部影响颇大的连环画作品。这两部作品在八十年代又再版重印，印数高达八十万册和四十万册。她为鲁迅翻译的小说《表》编写文学脚本，据说还差点得了奖，因为编写者是右派而被取消了评奖资格。不过，当年这些连环画文学脚本的编写出版，一度在经济上解了梅娘的燃眉之急，稿费填补了两个孩子庞大的医药开支。至今九十高龄的梅娘仍认为：“连环画尤其是文学脚本的编写，得有深入浅出、突出原作精髓的真功夫。”

去年在京城公干，抽空去姜维朴前辈家拜望，听他谈得最多的，是解放初期到六十年代的连环画。他说，原先他在《华东画报》任记者，伴随着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画报社从山东南下进入上海城。不久，为支援创刊不久的《人民画报》，《华东画报》社的不少同志调京，而姜维朴却得到《人民画报》当时的主管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纸公函，说出版社正筹建连环画编辑室，任命他担任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任(主任暂缺，不久他被提为主任)。从此，姜维朴的人生与连环画结下不解之缘。从组建中国第一个连环画编辑室，到创办中国第一家连环画研究会，从主编《连环画论丛》，到创立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从主持历届全国连环画评奖，到协调开展各种连环画的重要活动，虽不是连环画家的姜维朴，却是中国连环画事业的组织者与推动者，见证了新中国连环画的发展历程。谈起五十年代的连环画，他是如数家珍，兴奋异常：“那真是迎来了连环画发展的黄金时期，仅从1951年到1956年的五年中，全国累计出版连环画达一万多种，累计印数超过二亿六啊。连环画坛真是名家辈出，俊彦济济。”基于连环画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1963年，由文化部和中国美协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连环画评奖活动，以上海连环画家贺友直画的《山乡巨变》打头，共有六部连环画获得绘画一等奖，依次是刘继卣画的《穷棒子扭转乾坤》，王叔晖画的《西厢记》，王绪阳、贲庆余画的《我要读书》，丁斌曾、韩和平画的《铁道游击队》，赵宏本、钱笑呆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还有顾炳鑫、华三川、刘旦宅、程十发等人画的十二部作品获绘画二等奖，三十五部作品获绘画三等奖，还评出文学脚本一、二、三等奖共二十七部。这次评奖，其实是对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我国连环画成就的一次大检阅。到了九十年代，连环画收藏热初潮涌动，这首届全国连环画获奖目录，成了爱好者的“收藏指南”，竞相按图索骥，寻觅猎取。

是啊，当初印量巨大的连环画，一种印几十万册，甚至百万册的，不在少数。但光阴漫漫，经过四五十年时间的销蚀，又经过“文革”风卷残云般的摧残，至今存量已十分有限，要找一册品相好一点的名家作品，着实不太容易。

当年平民百姓都买得起连环画，少则几分，一角几分，稍厚的也只两三角。到九十年代初始有连环画交易市场的出现，其价格便一路飞扬。如果说，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物价的涨幅平均为三十倍的话，那么，连环画名作的涨幅起码超过一百倍以上。以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一套《山乡巨变》(四册)为例，当年的总定价是九角四分。到了九十年代在武汉被拍出四千九百元，足足涨了五百余倍。1959年出版的一套《水浒》(二十六册)连环画，总定价不过六七元，到九十年代末的拍卖会上，以一万九千五百元拍出，涨了三百多倍。1959年程十发绘画、圣野编文的十二开连环画《欢迎毛主席》，精装本定价为一元，在今年初上海第四届连环画拍卖中，以一万二千元成交。

时下，不但1966年前的老版连环画精品成为市场热点，连环画的名家签名本、连环画原稿都成了拍出天价的市场“宠儿”。程十发四十幅《召树屯和喃诺娜》连环画原稿，最终以一千一百万元拍卖成交。现在与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是，连环画市场中除了收藏爱好者外，不少是看中了这个市场无限商机的投资客，一些人还专职经营连环画，买进卖出仅仅为了升值盈利。本来只是一种大众的读物，却涌入了与古籍、书画、瓷器那样的艺术品投资的竞价跑道，这与连环画的本义相去甚远矣。对于这样的连环画现状，不少长期从事连环画创作的老画家颇感困惑，连呼“看不懂”。年已九旬的贺友直老画家，对此痛心疾首，对笔者说：“不想讲连环画，讲起来就让人伤心。”

小小连环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一只无形的手左右着，随波逐流。是焉非焉？这个问题只能让时间老人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