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宁县博物馆内保存着几份清代文卷，一直以来被当做“奏折”。会宁五中语文老师田绿洲近日考证发现，这些“奏折”其实是殿试卷，其中竟然有两份清末状元卷，一份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科状元夏同龢的殿试状元卷，一份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科状元王寿彭的状元卷。

博物馆里发现清代状元卷

7月末，记者在会宁县博物馆见到了这些保存较完好的“奏折”，泛黄的纸张上工整的毛笔字犹如印刷一般，精湛的书法令人叫绝。

田绿洲是一位语文老师，曾专门研究过八股文，对殿试卷的文体比较熟悉。有一次他去会宁县博物馆，发现有几份被称作清代“奏折”的文卷，田老师一看内容，马上发现这不是奏折，而是典型的殿试卷。因为殿试卷和奏折有严格的区别。

据田绿洲介绍，殿试卷和奏折在体例上有严格的区别：殿试卷由卷面、履历、策试正文、卷底四部分组成。“卷面”上书写殿试举人的姓名，加盖礼部官印。“履历”写应试人姓名、年龄、籍贯等。“策试正文”是殿试卷主要内容。“卷底”有朱文大木记戳，上面有印卷官姓名。

殿试卷的卷面乾隆以后一般为八开。两面为一开，每开十二行，上有红线竖道，无横格，每行连抬头楷书24个字。殿试卷答题时不抄题目。开头低二字开始写正文，空上二字留为抬头。正文一般用“臣对臣闻”开头，第一题以“伏读制策有曰”作起，第二、三、四题则用“制策又以”四字开始。文内遇有“皇帝”、“宸严”等字另行抬头书写收尾，最后用“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收尾。

田老师正是根据以上知识以及文卷内容断定这几份文卷是清代殿试卷的。

考证发现试卷作者为夏同龢

确定了这是清代殿试卷，田绿洲开始考证其为何人所作，该卷书法极其精美，内容涉及变法、用人及治国等事。但是殿试卷因缺少“卷面”“履历”等内容，因此答卷人是谁，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田绿洲介绍说，当时他只发现这是殿试卷，由于只有正文，缺少“卷面”页，他只能通过正文内容查找作者了。后来经过对此文的内容和书法进行研究后，他惊喜地发现，其中最为完整的一份竟然是清末状元夏同龢的状元卷。田老师接着又从有关资料上查到了夏同龢的状元卷原文，经与此文卷进行对比后发现，这份一直被当做一般奏折的文卷正是清末大书法家夏同龢的状元卷。

据悉，夏同龢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法学家。贵州麻江县人，于1898年中清戊戌科状元，是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状元。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学习法政，民国二年，出任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众议院议员。民国五年，国会恢复，夏同龢再任众议院议员。民国六年，出任江西实业厅厅长。民国十四年病逝。

夏同龢擅长书画，名噪一时。其书法在当时与赫赫有名的翁同龢、陆润庠等人齐名，代表了当时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贵州通志》对夏同龢的评价是：“工文善书，有名当世。”

更大发现竟然出现两份状元卷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田绿洲有了更大的发现：另一份是清末状元王寿彭的状元卷。

王寿彭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山东潍县(今潍城区)西南关人。幼年在家乡读书，后应科举考试，在县、府试中名列案首。1901年乡试中举人。1903年27岁连捷进士第一名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入“进士馆”学习法政。1905年被派往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回国后，著《考察录》，倡导改良教育和实业。工书法，时人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当年“山东大学”校牌即其所书。

据有关资料记载，王寿彭状元卷之内容资料有记载但原件尚未出世。会宁发现的这份状元卷的内容和有关资料记载王寿彭状元卷内容完全一致。

田绿洲介绍说，中国古代的殿试状元卷一般都作为重要档案收藏于宫廷之中，任何人私自携带出宫都要被灭门九族。但由于改朝换代、战火连绵以及外国侵略等原因，历代存于宫廷中的状元卷都已遗失，1983年在山东青州发现了明代青州状元赵秉忠的状元卷，是国内之前发现的唯一一份状元卷。这次会宁发现的两份状元卷，堪称国宝级文物。

是否真品状元卷亟待专家考证

谈到这份状元卷的来历，田绿洲称，清末会宁进士万宝成、杨思等人都是书画名家，这两份状元卷极有可能是他们带出宫廷从而流落在会宁的。

清末会宁进士万宝成生前酷爱收藏古玩字画，他寓京期间，经常游走于琉璃厂、荣宝斋等处，与书画家、收藏家广为交际，当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时，许多宫廷书画流入市井，万宝成通过各种渠道广为收藏，著名的宫廷宝物《苏门学士雅集图》等皆被万宝成收藏，此两份状元卷也极有可能是万宝成从宫中带出从而流落在会宁的。

田绿洲也认为此状元卷绝非赝品，两份试卷所用的宣纸都是用清朝殿试专用白宣纸精裱七层的“懿文选制七层”宣纸，试卷最后一页有朱色楷字“懿文选制七层”印章。两卷字体是大小一致，笔画统一的“馆阁体”文字。其特定的格式，特殊的宣纸，漂亮的“馆阁体”文字，决定了很难出现赝品。

白银文物工作者对田绿洲的发现也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在高考状元县会宁发现状元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会宁县博物馆馆长马可房也认同田绿洲的研究，他认为从文卷的格式及内容来看，“奏折”确实为两份状元卷，博物馆将邀请相关专家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

田绿洲表示，试卷的发现对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及会宁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计划对该殿试卷做进一步的研究，以期有新的收获。也亟待有关专家对此进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