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军旅•行旅——孙立新油画精品展”在广州江南世家揭开帷幕。作为本次展览的学术顾问，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范迪安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并接受了本报专访。范迪安就写实油画被市场热捧、当代艺术批评的现状与不足等问题，率性直言，鞭辟入里。他还表示，这当中的不少观点，是他第一次公诸媒体的。而本报也希望这样的探讨，无论是对整个社会审美取向的多样化、个性化，还是对批评家公共文化责任感的提升，都有所助益。

中国美术欣赏水平滞后且单一

广州日报：您专程到广州参加孙立新油画精品展的开幕式，在您看来，他的作品中最打动您的特质有哪些？

范迪安：孙立新是当代中国油画界的中年骨干，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中肯的。作为军旅艺术家，孙立新有着朴素又实在的性情，思与行非常统一。油画在中国毕竟还是个相对年轻的画种，如何画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这么多年来孙立新一直踏踏实实地努力着、探索着。他创作的大批军事题材作品都是建立在收集素材、感受历史现场、深入部队生活基础之上的，很好地把握了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的关系，画风显得硬朗、壮阔，画出了军人的语言和性格。当然，人生又往往具有一种内在的互补性，如当一个人喜欢金戈铁马时，常常也会欣赏风花雪月，孙立新的大批油画风景正好跟他的军事题材形成了有机的互补。他非常勤奋，也不事张扬，每年投入大量时间在写生旅途上，积累了一大批作品。艺术家的专注与执著不是艺术成功的必然因素，但却是艺术上感动人的因素。

广州日报：当下，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特别偏重写实油画，对这种审美取向作何评价？

范迪安：当下的社会审美对写实性艺术趋之若鹜，对此我是比较担忧的。中国的艺术创作已经步入一个多样、丰富的时期，但我们的社会审美总体上并没有跟上，显得滞后、狭窄。我想，人们之所以愿意欣赏艺术，是需要从艺术的创新和探索中去感受创造性的价值，获得人生探索的启发与动力。艺术的发展总是要跟随时代的变迁呈现出更多创造的锋芒，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古典的、印象派的、唯美的艺术欣赏上，而要打开我们欣赏的视界，提倡社会审美的丰富性。我也注意到，年青一代对影视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乃至文学艺术的欣赏相对而言视野比较宽阔，也趋于个性化，但对美术的欣赏个性化仍然不足。我们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的美术欣赏还停留在印象派时代，这就显得单一了。很希望大众对不同的艺术样式能多一点理解、欣赏和接纳，能够去领会表现型的、意象型的、抽象型的，乃至综合型的艺术样态。

广州日报：这跟我们的美术教育是否直接相关？

范迪安：这跟我们审美教育中的美术教育普及程度不够有关，可能也跟美术欣赏要懂得一些造型语言、造型方式等基础知识，难度比较大有关。就油画而言，要对艺术史上古典形态、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有较深入了解，尤其要能做沉浸式的欣赏，才能深入地体会作品的意蕴。在这方面我们整个社会的基础水平还显得不够。

当下艺术批评的责任感有待加强

广州日报：有人尖锐地谈到，当代艺术批评不够独立，某种程度上患有集体失语症，甚至可谓是权贵资本的“坐台”。您如何评价当代的艺术批评？

范迪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艺术创作呈现出日益多元的态势，这是中国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种格局下，如何发挥艺术批评的作用，在纷繁的艺术现象中推动健康的艺术价值取向，批评家担负着学术的责任和公共文化的责任。我一直强调艺术家创作是属于艺术家自己的工作，但策划成展览后就变成了一个公共文化产品，策展人如何从公共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形成展览自身的学术价值，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进一步加强。当资本介入艺术之后，更需要策展人能够坚持学术的理念，在个性化的策划中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文化价值。现在有些展览策划过分原生态，从艺术的创作生产到成为公共文化产品之间，缺乏学术的判断与过滤。

广州日报：当代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之间，您认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您是否认同当下的艺术批评敏锐性和责任感是比较缺失的？

范迪安：艺术批评有两个作用：首先，批评家是发现者，他通过对艺术创作现象的研究，敏锐地捕捉到一些共性的主题，由此进行归纳、梳理和推进；批评家也是言说者，他在解析艺术现象时带有自己的个性视角，尤其带有自己的学术立场。某种程度上批评家是艺术创作和社会接受之间的桥梁，他通过自己对艺术现象的分析和表述使得艺术作品上升到公共认知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批评是一种独立的工作，也是一种创作。我们需要提升艺术批评的敏锐性，加强艺术批评的学术责任感和公共文化责任感。

画廊老板做策展人不应为利益左右

广州日报：现在很多批评家同时也兼任策展人，您觉得批评家和策展人之间是否可以随意进行身份转换？

范迪安：批评家从事展览策划是很自然的事，但工作目的有所不同。批评家要对艺术现象做出自己的分析、评价，要敏感地捕捉艺术创新中的重要价值，更要敏锐地发现艺术创作中的问题和不足。批评家需要以客观的视角来分析研究对象，发表自己的见解。策展人的工作则有所不同，他应把展览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来进行构思与打造，特别是面对丰富而复杂的艺术现象时，要从中找出共同点，提炼出一个学术命题，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创作的趋向与特征，同时引起学术界对这些现象和命题的共同思考与讨论。批评家对某个领域研究深了，进而策划展览，这是正常的，但展览策划要更多从公共传播的视角考虑。

广州日报：除了批评家，现在一些画廊老板也充当起了策展人，对此您认可吗？

范迪安：画廊的展览也需要策划，但画廊经营是针对特定对象的，也是为树立自己的经营品牌，他会根据自己服务的收藏群体来选择艺术家。这些年我国的艺术品市场方兴未艾，画廊、艺术空间也在不断扩展，他们努力在商业活动中加强学术含量，或者通过学术吸引市场的关注，这要比一般水平的展示或纯粹的商业包装更有学术意义。

广州日报：您的意思是画廊老板兼任策展人，不失为很好的发展方向？

范迪安：不一定要作为“方向”。严格地说，经营画廊和策划展览是两种专业，即便都叫做“策展”，也要明确不同取向和责任。策展人应该站在公共文化建设的高度，具备更大的观照视野，真正从学术自身出发，从美术文化的发展趋势出发，来从事展览策划工作，不应为商业利益所左右，要彰显策展人独立的学术判断，以及他在展览策划中所形成的主题的学术价值。

广州日报：有人说当下策展人变成了“吸金大户”，忙于各种展销会式的展览，您是否也认为现在的展览名目过多？

范迪安：我认为这个问题也要区分两个概念。今天，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突出表现在人们对审美文化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展会比较丰富多彩，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文化构成无疑是有益的。但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我认为中国当下的展览质和量都不足。我的一位朋友刚刚从柏林归来，他告诉我柏林每天都会举办上百个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可以说，一个城市艺术活动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城市文化生活的表现。当然，在我们普遍繁荣的文化生活中，如何推出更多高质量、高文化含量的项目，是需要创作者、学界及组织机构思考的，不能光以量取胜。

真正的批评必须言出心声

广州日报：现在很多研讨会似乎成了“歌颂会”，您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范迪安：我一直提倡艺术批评要发出箴言。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艺术批评还是肯定的多，褒扬的多，真正指出问题或鲜明针砭时弊的还不够，所以艺术批评的锋芒常常被淹没在人云亦云或一般性的褒扬之中。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艺术批评必须考虑阅读对象的差异性，一种是针对艺术界内部的，在这方面应该发扬民主的、探讨的、争鸣式的风气，展示专业的批评。可惜现在不少专业批评做得不够专业，不是针对艺术本体来展开，而是变成了议论或者评判；另一种艺术批评是面向大众的，主要在大众媒体上发表，那更多应该是一种介绍性的、导赏性的文字，才有利于被阅读、被理解。

广州日报：也有人指出，现在一些未成名的画家为了出人头地，以高价润笔费邀约知名批评家撰写批评文章，对此您如何看待？

范迪安：批评家按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定报酬，这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坚持自己的批评立场、学术高度。以我个人为例，也有很多画家朋友约我写批评文章，首先我得掂量，他的作品有多少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造，有多少值得评价的价值，这需要审慎判断，不能来者不拒。

广州日报：还有一种传闻，现在的知名批评家约稿量非常大，有些甚至会让学生“代笔”，您如何评判这种现象？

范迪安：这种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如果存在，毫无疑问是学术上的不负责任。学术既要讲责任也要有规范，真正的批评必须言出心声，展现的是批评家的思考和价值判断，不应该被其他因素所左右。

大家简介

范迪安，1955年10月生于福建，浙江人，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主任。从事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和当代艺术批评与展览策划。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以来，提出建立“为公众的美术馆”的办馆理念，在展览、研究、收藏、公共教育和国际交流等方面推动中国美术馆的全面建设，显著提高了中国美术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在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意大利中国文化年等活动中，引进国际优秀艺术，策划组织了大量中国美术展览走向世界。他曾获美国麦卡班基金会奖，并被《艺术与投资》杂志评为“影响世界艺术的50名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