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表征的存在，在促进普通大众对艺术的向往和鉴赏水平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人们长久的概念中，美术馆不过是专业人士办展览的地方，与普通民众无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馆的定位和属性早已超出了专业的范畴，这里不再只是艺术家和批评家自娱自乐的平台，而更是一个城市公共文化的空间和美育培育的基地。

杨超，西安美术馆馆长，1988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虽然是艺术科班出身，但杨超却并没有拘泥于他的专业，而是利用他的学科背景思考和谋划更大的艺术课题。作为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从美术馆建立之初便确立了“国内一流美术馆”的定位，从专业展览策展、活动策划、艺术品鉴藏、公共教育等各方面力求做到国内一流水准。

开馆以来，杨超带领的西安美术馆团队先后策划在国内外专业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大型展览30余场。

这些展览，让国内外的艺术精品走进西安的同时，也让西安这片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土壤的城市，不时闪耀出中外艺术的光芒。在艺术的感染下，西安越来越开放，西安的市民也越来越享受这种公共文化带来的熏陶和福利。

美术馆来中国是一种补课

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术馆是作为一种专门的艺术机构而存在的。许多人感觉美术馆离自己很远，更谈不上一种需要，对于这种文化和精神上的缺失您怎么看？

杨超：首先，美术馆来中国是一种补课，因为中国的美术馆起步非常晚。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美术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批著名的文化人如蔡元培鲁迅等都曾呼吁建立中国的美术馆，特别是徐悲鸿那个时候曾呼吁政府收藏西方一些著名作品，但由于那个时候整体经济比较困难，并没有完成这个目标。1949年以后最有名的美术馆就是中国美术馆，但也只是作为专业的陈列和展览之用，离老百姓很远。

真正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始兴建美术馆，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同时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改善，有了精神方面的需求，艺术品和美术馆才开始发展起来。今天国内美术馆、博物馆的概念实质上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但是与西方还有差距，很多美术馆收藏的藏品，常年存在库房里。但西方却大量陈列。比如卢浮宫，任何时候去，都能欣赏到高端的艺术品，所以这也是老百姓没有自觉去美术馆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相信这种美育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今后越来越多的人将把去美术馆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您刚才说到美术馆来中国是一种补课，那您认为我们的美术馆需要补哪些课？

杨超：西方的美术馆博物馆发展很早，人类现在公认的最早的博物馆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神庙。那个博物馆主要用于研究，不对公众开放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博物馆。直到18世纪有两个重要的博物馆建成，一个是大英博物馆，一个是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对群众是开放的。

1860-1900年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大量购买西方艺术作品，大量建立完全现代意义上的美术馆，完全对公众开放。中国在这十几年来掀起了世界上建立美术馆的第四个高潮，但为什么过去我们没有美术馆，而现在有了，这一方面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这方面的精神需求，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和我国的文化有很大关系的。

家国文化造成公共文化的缺失

记者：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超：博物馆包括音乐厅、歌剧院、图书馆、教堂这些东西，是一个国家公共文化的载体，先有公共文化才有载体，公共文化最大的载体就是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城市广场，在广场的周边布满了这样的具有文化功能的文化场馆。看看古埃及的神庙，神庙是祭祀的公共建筑，上面有大量的雕塑和浮雕，而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建筑已经形成了和艺术的完全融合，建筑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载体，城市的公共建筑与公共艺术发生了紧密的关系，最后形成城市的文化公共空间和生活公共空间，城市主体文化广场和生活文化空间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到中世纪晚期，艺术脱离建筑而独立存在。这些建筑上附着着大量艺术作品，是西方早期艺术品展示的平台，以致发展到艺术品展示公共建筑的出现，美术馆因之兴起。西方公共场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文化基因中这些东西是缺失的。

记者：在中国文化中公共性的东西确实比较少，不管是一座都城还是一个乡村，除了庙宇和祠堂之外还真没有什么公共活动的场所。

杨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家国文化，而在家国文化之外的广大公共区域缺少文化的关注。中国早期所有的城市的规划建设都没有广场，没有广场就没有公共文化也没有博物馆、美术馆。翻开中国的美术史看一看，艺术与建筑的关系并不大。中国的建筑留下的主要是宫殿建筑，拒老百姓于千里之外。中国艺术从发展过程来看更看重的是艺术家个人的自我完善，缺少和城市的必然联系。

正因为中国缺少公共文化所以缺少公共道德，修身、齐家，至于身之外，家之外的东西关注的并不多。所以今天的中国人缺少公共道德不是今天造成的而是长期以来造成的，只不过今天比较突出，之所以突出是因为今天国际化了，我们走出去之后看到别人的公共文化和道德有多高才产生了对比，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有多差。所以在今天我们在建立公共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的过程也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补充。但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中国的公共文化在哪里？

好多画展开幕式也就是闭幕式

记者：对，建个博物馆、美术馆一两年就可能建成了，但是一种博物馆文化、美术馆文化的培养可能要几十年的时间。

杨超：正是这样，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我们有这个平台，也缺失公共文化的建设建构，所以公共文化的场馆也在补这一课。不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美术馆都是一个城市公共文化的平台和美育教育、美育培育的一个平台。也就是说现在美术馆兼顾着一个重要的功能，对公共文化的培养和城市民众的美育培养。

记者：通过这几年的运行，您觉得现在老百姓来看美术馆看画展的多不多？或者说对艺术自觉追求的欲望是不是强烈？

杨超：这就是一个差距，一般我们提西方提的多了容易引起国内一些人的反感，但我们要承认差距。西方的美术馆不论什么时候去，人都非常多，看展览的不是游客而是本城市的人。由于人家公共文化的强大，加上千年的培育，所以整个民族美育意识比较强，美术馆在西方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很多展览往往既是开幕式也是闭幕式，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人来看。当然不得不说，我们有些艺术家在做展览的过程中，也不是本着对艺术的探讨来做展览，而是要做一个经历，曾经在哪里哪里做过展览。把做展览当成一种虚荣，其实做展览真正目的是研究，是为社会培育美育的一个过程，进而影响社会和社会美育的发展。

记者：的确如此，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做一些引导和培育工作来缩短这个过程？

杨超：美术馆一般来说有这么几个功能，第一是公共美育功能，第二是研究，第三是收藏。我们在引导和培育的过程中分两块来做：第一个是青少年的美育教育，现在我们美术馆跟西安的中小学生都有很多的联系，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来培训，对西方的名作进行讲解。第二个是广场艺术，每一个周末在广场做一些展览，当然作品的层次可能并没有那么高，但这也是美术馆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画家应该多出去开开眼界

记者：美术馆对普通大众的美育培育可能是个长期过程，但对于这个城市的艺术家来说，应该是个很好的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您能谈一下美术馆对于西安乃至陕西中青年画家的意义吗？

杨超：美术馆必须是接地气的，一个美术馆不可能只是做一些西方艺术作品的展览，缺失本土艺术家的展览这个美术馆的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西安美术馆绝大多数展览做的是这个城市的艺术展览，所以你说的中青年艺术家推广是我们西安美术馆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就是中青年推广计划，今年首先推出了西安在水墨方面有成就或者未来可能有成就的20个年轻的水墨艺术家，第二个我们也要推20个艺术界认为有潜力的当代艺术家。我们西安美术馆将为他们不断地进行展览研究，明年还要做进京巡展。这是一个长期的活动，我们把这个活动当成西安美术馆两个非常重要的系统性展览。

还有一个西安美术馆对于一些有实力和潜力的中青年艺术家的展览是不收费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花很多钱来推广他们，为他们做展览、做研究、出版画册来宣传他们。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把水墨画和当代艺术作了一个区分，您怎么界定当代艺术？

杨超：当代艺术是一种观念艺术，注重的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关注批判，不受材料画种的限制。我不反对传统的优秀的东西，我强调的是我们艺术界太缺少对当代的一种关注。一个城市是不是文化城市，一个省是不是文化强省，不在于你的传统多么牛，而在于你的当代文化、当代艺术是不是走在全国前沿。

记者：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您的观点，但艺术界尤其是陕西艺术界拘泥于传统的题材和手法，缺少对当下生活和文化的关注也是一个问题，国画总是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书法总是古代诗词、文人歌赋，这是不是也是陕西艺术做不强，走不出的一个原因？

杨超：我很少说陕西文化怎么走出去的问题，关键是你以什么走出去，你走出去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要输出，一个省市文化要输出，关键是你要输出什么东西，我认为应当交流最前沿的东西。比如这些年传统国画发展也很快，全国出现了很多的群体，但是西安没有出现这方面的人才，我们还沉浸在我们几十年以前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机构和群体应该把更多的关注和资金用到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建构上去，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一定要说走出去，我觉得首先不是我们的作品走出去，而应该是我们陕西的画家走出去开阔眼界的问题，去看看国内国际的各种艺术形式，去触动我们、开化我们。

陕西或许是因为传统的东西太深厚，所以必须有一股声音传出来，对陕西文艺进行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