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参观者而言，去博物馆、美术馆参观，自然是怀抱着要“一睹真容”的愿望，但其实看到的却未必全都是真迹。无论是公立博物馆还是地方的小馆，或多或少都会有“复制品”的身影。有时候展览方会在复制品旁边有所注明，而有时也会“瞒天过海”。博物馆展示复制品，其利弊该如何评价、权衡？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原因？就这些问题，本期“品味”邀请业内专家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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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宋向光——博物馆用复制品权威性丧失殆尽

上世纪80年代乃至之前，国内博物馆的硬件条件普遍比较差，包括温度、湿度、光线的调控，以及安保、监控、展柜的水平都不高。于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展示过程中比较多的地使用了复制品。那时博物馆的基本定位就是保护文物，做的很多事情也都是从这个出发点去考虑。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博物馆硬件水平已经普遍提升，公众和学界对博物馆功能的认识也有了转变，认识到博物馆不止是一个保护文物的地方，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教育功能。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学生在博物馆、美术馆里上历史课、艺术课，对他们而言，展品的真实性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种探究性的学习过程，是从观察物件开始的，参观者所获得的事实性信息，以及以此为基础推演出的知识，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学习能力，都是以真实物件为基础。展品的真实性是基本前提和起点，也是课堂教学与博物馆教学的重大区别。我们很多博物馆使用复制品，甚至使用复制品时不做任何标明，其实是在自毁博物馆教育的基础，自毁博物馆与学习者的信任关系，因为这样操作，博物馆的权威性会丧失殆尽，同时也会打击学习者的积极性，产生一种不良的印象：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都是假的，那我干嘛要对这件事情认真呢？

现在的复制技术日新月异，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但在很多时候，复制品和真品之间仍有天壤之别。比如世界名画《蒙娜丽莎》有很多高仿真的复制品，但无论它们多么“乱真”，面对它，同站在卢浮宫面对真正的《蒙娜丽莎》相比，所产生的情绪、情感以及被触发的灵感都是大不相同的。

我呼吁博物馆应该更多地使用真实的展品——而非复制品进行展示。当然，在博物馆、美术馆的通史性展览中，为了通史体系的完整，制作一些复制品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博物馆、美术馆里有真品存在，我觉得还是应该尽量展示出来给大家看。若确实因为各种原因拿不出来，也不应用复制品进行替代，因为这是违背博物馆伦理的。也许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比如出版物、宣传画，或者一些数字技术进行呈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东方——确需使用复制品时定要清楚注明

从原则上说，我不赞成博物馆展出复制品，理由很简单：博物馆的宗旨就是展示真实的东西。但在实际情况中，有时候博物馆又不得不展出复制品。

比如说，一些通史性展览中的某件器物，对于表现当地特色和历史非常重要，但被借展了，或者被调到国家馆去了，那就只能使用复制品——但有个前提是，在这种通史性的展览中，器物的存在不是以对其本身的观察作为主要目的，而是为了说明一段历史。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品不方便展示或者找不到了。比如国家博物馆里有个应县木塔的模型就属于这一类；再比如浑天仪，实物早就不存在了，那根据现在的研究把它复制出来进行展出，也是可以的。

再或者，有一些展品非常珍贵，如果展出会对其造成极大的损害，有时也不得不使用复制品。比如中国古代书画，纸本和绢本具有特殊性，且不说温度、湿度、阳光等外在因素对它的影响，每打开一次对其都是一种损害。那怎么办呢？高仿真的复制品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提供给观者类似的感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相信对于博物馆而言，主观上都是想展示真品，但总会遇到上述各种不得不使用复制品的情况。如果将其数量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我认为未尝不可。但在使用复制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明，并且最好写清楚为何要使用复制品。否则观众当然不满意：给我看复制品，那我费劲儿跑博物馆来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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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善用复制品对普及艺术教育有好处

一般来说，如果博物馆、美术馆进行专门的艺术展或文物展，是绝不应该拿复制品出来进行展示的；但如果是普及性、通史性的固定陈列，展陈的时间又比较长，那使用复制品来代替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有时是因为真品不在馆中，有时是为了安保或者保存上的方便。

是否可以展陈复制品的界限在于展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个展览本身是以展品的文物性和艺术性作为重点，那么不可以展陈复制品；如果展览是以普及性的通史内容为主，那么展示复制品是可以的——当然必须要注明。比如说国博和河南博物院的莲鹤方壶，如果是固定性的通史陈列，那可能会做出一个复制品，因为观众来参观这样的展览，关注点是落在对整个历史的陈述上，所以具体一件文物使用复制品是可以被接受和理解的；但如果是一个专门性的文物展——比如中国出土文物几十年展，那绝不能够把复制品拿出来，否则就难逃糊弄观众的嫌疑。

另外，目前国内博物馆、美术馆处在一个“大干快上”的阶段，许多地方，场馆有了，但是展品很缺。去大馆借展品只是权宜之计，怎么可以长期性地搞出一个像样的陈列来呢？那就只有使用复制品，这个现象目前在地方上也比较普遍。

所以对于观众而言，一方面要搞明白博物馆、美术馆有很多类型，同一个博物馆、美术馆里的展览也有不同功能，而这些界限，决定了展品中是否有复制品，以及复制品的多少。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现在制作复制品的水平也提高得很快，甚至达到了乱真的地步。不过，人们还是普遍具有一定要看原件的心理，就像很多人跑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看翡翠白菜，排很长的队，而且排到了之后也是隔得很远去看。即便如此，这种“我看过了真品”的心理还是给人以满足感。其实，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高级别的复制品和真品摆在一起，是看不出什么区别来的，就像一些体育赛事，你在家里看直播其实比在现场看实况要更加清楚，但是现场感依旧无法被替代。

但如果复制品用对了地方，对普及艺术教育、提高公众的艺术审美很有用。比如，我们知道很多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每年只有秋季“晾画”的时候才能拿出来展览几个月，一些慕名而来的观众如果来得“不是时候”就看不到了。那能不能用复制品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展示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当然，展览方一定要注明，这个是复制品，不要让观众产生混淆。我们对复制品一定要善用，不是非得用它来欺骗、牟利，要和这些不良的行为区别开来对待。

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董理——复制品让学习者有更多“上手”的机会

博物馆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展品一定要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一般来说，有真品就不会展示复制品。就我们馆的情况而言，三千多件展品中，大概有几件是复制品，比例很小，而且都有“特殊情况”。比如蓝田猿人的头骨化石，标本被调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去了，而我们馆在展示的过程中又不能回避这段历史，于是研究所就给我们做了一批复制品；在西周青铜器的展区，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大鼎的复制品进行裸展，其他青铜器都摆放在展柜里，只有这个复制品可以放在外面让大家上手摸，目的是让前来观看的人们对青铜器有更多的感性认识。

还有一种情况：现在鼓励博物馆进社区，我们组织了很多“流动博物馆”的活动，但是把文物带出博物馆之后，温度、湿度等保护条件就不达标了，这种情况下，也会使用复制品。学生可以上手，近距离观察，等于是起到了教具的作用。

当然，复制品也有高下之分。像我们馆复制品的制作过程、报批流程都很严格，1:1的复制都必须报国家局的批准，并且还有一个部门叫“文化产品开发部”，专门负责复制品设计、制作以及报批的诸多工作。我们对复制品的制作依托于馆存实物，做出来的效果跟原物是很接近的，在宣教的过程中也确实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其他馆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有些商家做复制品，因为没有模具，只能根据图录上的照片来做，比例或者各种细节都很有可能做不到位，如果根据这样的“复制品”来了解文物知识，必然会走入歧途。

浙江省良渚博物院院长蒋卫东——复制品比例不能超过展品的百分之一

真品和复制品的界限无法抹杀，再高超的复制品，也缺少历史的沉淀。人们面对它，产生不了肃然起敬的情绪。我相信博物馆的从业者都希望把真品拿出来展示，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展览的魅力同复制品的数量一定成反比，复制品多了，打动力自然会减弱。

但博物馆使用复制品的情况又确实存在，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原件无法展示或者展示了观众也无法理解。比如我们良渚博物院有一件嵌玉漆杯，原件已经在墓葬里被压成一块红泥，上面镶嵌了一些白色的玉珠。这样的展品拿出来展示，观众无法理解。所以1986年，我们请上海博物馆的一位叫吴福宝的老漆工，根据他的理解做了一件复制品来进行展示。这位老先生现在已过世了，他的技艺并没有传承下来，所以这件复制品本身也非常珍贵。而展示的时候，我们也会加以明确的标示；

二是中国的博物馆在历史上存在文物被调拨的情况：市县的往省里调，省里的往国家调。比如辽宁曾出土过几件西周早期匽国匽侯的铜盂。匽侯的封地在北京，这件铜盂是北京地区外唯一一件带匽侯字名的青铜器，是匽国早期历史非常重要的标本，很早就被调到了国家博物馆。辽宁博物院在做通史展览时，这一部分又无法回避，只好采用复制品，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内比较普遍。而我们知道的国外著名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定位都是艺术博物馆，有什么艺术品就展什么，很少像我们国内博物馆这样需要通史性的展览，有这么多需要使用复制品的情况；

三是有些博物馆出于保护的目的，对部分特别珍贵又脆弱的展品使用复制品展示——比如珍贵的古代书画。把它们放在库房里，温度、湿度、光线比较恒定，可以尽量延长寿命，但如果整天挂在展厅，对其就是一种摧残。而且现在数码技术比较发达，观众隔着玻璃窗看真迹，和看分辨率很高的图片其实差不多。无非大家就是想被“真东西”感动一下，但也要视真品的条件而定，对于中国古代书画，不止是中国，国际上的惯例都是挂几个月就要收起来，让它们长期处于休养状态，哪怕大英博物馆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各地有不少名人纪念馆，展示复制品的情况可能更多一些。它们的主要问题是保护条件、安防标准没有博物馆、美术馆那么高，一些珍贵的书画、真迹放在那里更容易受损。

据我了解，我们国家公立博物馆里的复制品，现在相对来说控制在一个较低的范畴内。这是必须把握的原则：复制品的比例不能超过所有展品的百分之一，甚至更小。但对于一些确实没有办法的情况，公众也应该理解。博物馆对于文物，既要保护也要展示，当二者之间构成矛盾时，保护始终是第一位。但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我们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会越来越多，比如复制品、高清晰的照片、数码技术等，都可用来弥补这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