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刘静1994年发表的小说《父母爱情》，10年后再次被推到公众视野。由她担任编剧的电视剧《父母爱情》作为央视黄金档的开春大戏，屡创收视新高，而重新出版的小说《父母爱情》最近也一度脱销。应该说，这种情况在文学界并不鲜见，一部作品的流行除了依赖其本身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还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作品以外因素的综合影响。

有人把《父母爱情》的再度流行归结于当下的一种文化怀旧心理。这样说不无道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身边这种怀旧气息逐渐浓郁起来。与《父母爱情》描写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家庭婚姻生活相似，包括近些年知青文学的再度走红，80年代为背景影视剧的陆续播出，甚至还包括各种老商标的重新上架，各类主题老照片的展览等等，这些文化形式不约而同地把触角伸向上个世纪离我们并非久远的生活史，让处在手机、电脑、网络等现代生活元素裹挟的人们重新把视线定格在那一个个过往岁月的褶皱处，去细细品味曾经的生活状态。

可是，这仅是简单的怀旧吗？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不少人对文学陷入低迷而发出一片叹息的时候，有一种声音显得十分坚定：“就像20世纪前半叶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催生了一大批文学经典一样,20世纪后半叶中国独特的历史轨迹也一定会成为未来文学繁荣的强大动因。”的确，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革，急剧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尤为明显，它们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上打下了深深烙印。那么富有激情的岁月基调，那么充满变数的人生故事，那么具有个性的人物性格，都足以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成为艺术表现的一座富矿。

与此同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中国人以最快的速度逐步走向一个色彩缤纷的年代。生活环境的急剧变迁伴随着各种理念、态度、风尚的交错与碰撞，人们除了收获现代生活的便捷高效，也承受了来自内心深处的告别传统的不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等等所谓“现代性的困惑”。由此，一头连着丰富的创作素材，一头面对当下困惑的挤压，作家把目光投向刚刚离开而又面貌迥异的过往岁月，把这一特殊时间段当作生活样本去反思和叩问有关社会、生活与人性的基本问题，或许是一种自觉，一种必然。当然，这种目光回望不是敝帚自珍式的情感寄托，而是充满理性的审视与反思。所以，与其说《父母爱情》这样的作品是在怀旧，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还乡—在过往岁月里点燃的火花，其光芒直抵现代人的心扉。

当然，相比于其他艺术品类，文学在反映生活上有着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体现在对生活细节的独特呈现、内心世界的细腻勾画、语言风格的准确把握、生活场景的精心铺排等方面，但如果把视线框定在精神还乡这一层面，文学作品最动人、最能引起受众共鸣的，还是其中对人性之美的张扬和对人间真情的真诚讲述。这一点在《父母爱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父母爱情》虽然一直在利用家庭生活的各种矛盾冲突来推动故事情节，但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作家始终有意识地把矛盾冲突的结果处理在人性向善的一面。比如姑嫂从激烈冲突到亲如姊妹；比如曾经瞧不起父亲的姨父，在被打成右派后受到父亲的善待；比如母亲对女儿婚姻从极力反对到真诚祝福等等。当然，这种取向还特别反映在作品中江昌义这个人物身上。他以父亲前妻儿子的身份登场，可谓是父母爱情遇到的最大危机，家里因此被弄得鸡犬不宁。但是，在母亲始终无法接受的情况下，子女们此时起到了很好的补台作用。大家接受了这个事实，并对江昌义保持了应有的友好。据作家刘静说，最初的剧本中本来安排江昌义后来下海发家，在安杰打算开茶楼时投了一笔钱，以施恩者身份出现在这个曾经侮辱过他的人面前。但是作家考虑这样的安排与“善”的整体氛围不符。因为“要把人性的恶关起来”，这个情节最终被舍弃了。

与此同时，《父母爱情》作为以家庭婚姻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其中的情感呈现自然是重中之重。在这部作品当中，除了父母爱情，战友之情、姑嫂之情、父子之情、邻里之情等等都有所呈现，点滴之间始终浸润着或深或浅的情感交融、或内敛或热烈的情感温度。特别是父母之间，因为文化水平、家庭出身、生活习惯、生活观念等多方面的大相径庭而矛盾重重，到最后也没能在生活方式上走到一起去。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爱情的纯净、香醇与绵长，因为情到此处已然超越了日常生活，在不断的碰撞当中毫无痕迹地融化在对方的生命里。可以看到，在这一次次的情感体验当中，作家并非在孤独地宣泄情感，而是始终努力让作品包含着人们共同的最为真诚朴实的情感因子，由此与受众实现最广泛的情感共鸣。

总之，精神还乡式的文艺作品的确为当前文化界注入了一阵别样的风气。它就像一封穿越时光隧道的长信，发黄的信笺上写满了一张张生动鲜活的面孔，让我们从中品味到日渐萎缩的乡愁，掂量到生命的质感，更让我们在此刻的匆忙中稍作停顿，从另一个侧面反观自己正在向前迈步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