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东方晓    伊斯兰陶器，是指九世纪到十七世纪的伊斯兰时代以中东地域为中心烧制的低温素陶和多彩釉陶。烧制地域包括波斯(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

在古波斯的倭马亚时代(661—750)，伊斯兰陶工以黏土作胎，并沿用帕提亚王朝(前247—226)、萨桑王朝(226—650)以及东罗马帝国(395—1453)的传统烧造、装饰和造型技巧，生产无釉素陶或施以青、绿、黄釉的彩陶，器型以壶、钵、瓶为主。八世纪中期，阿拔斯王朝(750—1258)灭了倭马亚，伊斯兰进入阿拔斯陶器时代。时值中国盛唐，通过阿拉伯输入的大量精美的唐三彩、唐白瓷、青瓷、釉下彩等，无疑对西亚诸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阿拔斯时代的陶工，在黄褐色的胎土上施以用氧化锡做发色剂的铅釉，制成白坯，并使用以钴蓝为主的颜料描绘出花叶等装饰图案，烧成“白釉陶”，试图以此为发端来仿造优美的“唐白瓷”。但由于胎土和烧结温度与唐瓷不同，因此烧成后的白釉略显浑浊，和唐白瓷存在明显差别。

到九世纪，伊拉克多彩陶(白釉蓝绿彩陶器)和拉斯塔金属幻彩陶器(图1)成为主流。拉斯塔在波斯语中有“闪闪发光”的意思，利用在胎体上覆盖含锡的白釉，用金、银、铜做发色剂等方法，制造出纹样鲜艳，通体具有彩虹般金属光泽的产品；有赤红色单彩，也有加入蓝色的多彩，是伊斯兰最具特色的陶器之一。

十一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统率乌古斯诸部入侵西亚，建立塞尔柱帝国(1037—1194)，开始主宰伊斯兰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品称为塞尔柱陶器。因为伊斯兰陶工们接触到正从黄金发展期到达成熟状态的中国陶瓷，从而掀起又一股模仿热潮。卢浮宫美术馆收藏的十二世纪伊朗的卡尚和雷伊生产的薄胎半透明七宝茶碗(图2)，已经非常接近中国瓷器的水平。这一时期的中国宋代优秀瓷器，通过印度大量运往阿拉伯半岛和埃及，导致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的伊斯兰陶器制造技术发生颠覆性改变。陶工们如醉如痴地模仿中国瓷器。虽然辘轳拉坯尚不普及，但仅靠手工也能模拟出中国产品的外貌。胎土用的是复合土；挂的是透明碱性釉，成品色泽接近中国的青白瓷；图案也由以前的希腊模样向中国风格转变；器型和装饰手法尽量再现中国的青瓷或白瓷的神韵。因此可以说，塞尔柱时代是盛行仿中国瓷的时代。

伊兹尼克是十四到十八世纪土耳其陶器中心产地，号称土耳其的“景德镇”，生产釉下彩陶器、白釉多彩陶器、白釉青彩等陶器。器型有钵、盘(图3)、大小水罐、花瓶、灯盏等。中国元明两代的青花瓷对伊兹尼克制陶业影响巨大，以至在伊兹尼克随处可见一味模仿中国瓷器的产品。但与中国瓷相比，伊兹尼克产品仍属陶器范畴，烧造温度不足千摄氏度(850—900℃)，硅质胎土，虽胎体呈白色，但致密程度达不到瓷器标准。

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西亚经历了政治大变革，但是西亚的陶瓷世界虽仍然延续着塞尔柱陶器的传统，生产着白釉多彩陶器、青釉多彩陶器以及拉斯塔金属幻彩陶器等。从当时的技法层面上看，塞尔柱陶器似乎已经风光不再；而处于塞尔柱后期的中国却青春焕发，利用从西亚传来的黑彩技巧以及苏麻离青之类的氧化钴釉料，生产出令世人陶醉的青花瓷以及温润如玉的青瓷、白瓷。这些产品出口到西亚，如同给奄奄一息的伊斯兰陶器打了一针重振雄风的兴奋剂。

十六世纪的萨法维王朝对陶瓷的需求与日俱增，把制陶技术推向又一个新高点，从而催生了萨法维陶器，主要产品是白釉蓝彩陶器，也就是近似于中国的青花白瓷。遗憾的是，西亚缺少烧制优质瓷器不可缺少的瓷石和高岭土，所以只能在低温烧结领域徘徊不前。但是，通过精选相对优质的黏土，通过在胎土上施以锡白釉或长石釉，也能制造出近似的白瓷胎，再使用漂亮的钴蓝来描绘草花、唐草、鸟兽、人物等图案，最后再挂上透明釉，可以说除了温润效果稍有不足外，其他并不亚于中国瓷。

纵观伊斯兰陶器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陶瓷在造型和烧制技巧上对伊斯兰陶器产生极大影响，而在图案以及表现手法上，伊斯兰陶器对中国陶瓷的影响亦不可小视，这两点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通过青花料的传播，使中国陶瓷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伊斯兰陶器和中国陶瓷绝不是两个不同世界各行其道的产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成为支撑完美的陶瓷世界不可或缺的两根擎天大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