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中，毛笔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书家必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好笔来挥洒。不称意的笔就如弯曲的筷子、腐朽的竹篙，费力不讨好，这也是米芾的体会与告诫。

书家碰到不称意的毛笔必换之为快，这往往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生动的记载。鲜于枢在其所书《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款文中抱怨毛笔质量低劣，以致换了三次笔才写完这首诗。其跋文曰：“右少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玉成先生使书，三易笔竟此纸，海岳公有云，今世所传颠素草书狂怪怒张，无‘二王’法度皆伪书。”鲜于枢对器材十分讲究，在其《赠笔工范君用册》中提出“百工之技，唯制笔难得其人”。他还分析其原因在于制笔要求通晓书法，而书法太难通。他在文中还批评了制笔因为贪利而失败的现象，告诫范君用不要重蹈覆辙。

更为糟糕的情形发生在王宠书《王昌龄诗》的时候，为了写完这件作品他竟然换了八次毛笔。明嘉靖五年(1526年)，王宠应朋友之请，书写王昌龄诗十二首。所用的纸为吴中新制的蓝色粉笺纸，此种纸极易损坏毛笔，以致他八易其笔才写完此卷。由此可想见纸笔不合给书家带来痛苦与无奈，亦见书家对笔极高的要求和敏感。由于频繁更换毛笔，此卷后半部分明显比前面字形大了许多，其章法的整体性受到了一定的破坏。王宠在此卷尾跋道：“年甫简持此卷索书，乃吴中新制粉纸，善毁笔，凡易八笔，方得终卷，中山之毫秃尽矣，勿怪余书不工也，当罪诸纸人，王宠识。时丙戌十月既望。”言外之意，我书法不佳的原因在于纸张太差了。

为了适应新的情形，书家不但要择笔，还要参与制造毛笔或改善毛笔。张芝习书勤苦，家中的帛必先书而做衣。他以帛习字，取其篇幅宽大，行笔使于驰纵。可是未煮练之帛为生帛，比之简牍，吸墨既快又多，故他改良毛笔的蓄墨量，使之适应于缣帛，且能连绵而书，墨不枯竭。张芝改良毛笔使用生帛无疑促进了章草转变为今草的进程。其一，绢帛面积大，提供了多行并列书写的可能性，这自然要求书家关注行与行之间的章法关系，章法必定影响到单字的结构与用笔问题。其二，改良的毛笔蓄墨多，绢帛吸墨较快，这必然影响到行笔速度与书写的连贯性，从而使字字独立、结构端庄的章草慢慢演变为连绵飞动的今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