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的抽象是在人类思维发展至较高层次才取得的，是在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神秘性，是在对现代艺术与科学的反思中产生的。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便留下这一思维的轨迹。与黑格尔以绝对理念淹没感性个体人的存在相异，康德哲学强调自然与人、感性与理性在人的感性个体上的统一；他主张“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强调理性概念与经验直观的统一。因此，在艺术的抽象，审美的抽象上，康德不像黑格尔那样把它上升为理念所规定的概念抽象，而是认为它达到的只是“经验的一般”，即“经验的抽象”，亦即是一种“知性直观”，属于审美判断力的范畴。康德分析道：“鉴赏判断必需具有一个主观性的原理，这原理只通过情感而不是通过概念，但仍然普遍有效地规定着何物令人愉快、何物令人不愉快。一个这样的原理却只能被视为一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和人们至今也称做共通感的一般理解本质上有区别，后者（一般理解）是不按照情感，而时时按照概念。”［10］（P76）这里，康德划分了两种“共同感”，一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通过概念而形成的“共通感”，如科学的抽象认识；一种是人们通过情感性概括而形成的“共通感”，如艺术的抽象把握。例如，在绘画术语中，红、橙、黄等一类颜色，因其色调明亮，给人以温暖、热烈、扩张的感觉，故称之为“暖色”；而青、蓝、黑等，因其色调灰暗，给人以寒冷、沉静、收缩的感觉，故称之为“冷色”。这样的分类、概括完全是从审美主体对对象形式的主观感受着眼，而不是从对象既定的概念，即按科学认识的实际光谱出发。因此，这样由红或黑等具体的色彩中， 概括出渗透着极为浓烈的人的主观情感性的“暖色、冷色”，就是艺术的抽象，亦即康德所说的美学意义上的“经验的一般”。 

康德划分出的另一种通过概念而形成的“共通感”，则相当于今天的科技理性思维，它以具体、个别、感性的材料为基础，从中抽取出一般模式，然后把感性材料抛弃，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揭示的那样，“见月忽指”、“到岸舍筏”，寻求的是纯粹的概念抽象。它在带来严密的系统化和精细化的同时，也构成机械化与规范化，对当代人感性生存日渐产生威脅，其抛离人的本真状态的思维形式的缺陷也就日趋明显。从而导致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对涵溶有审美因素的抽象思维形式的重视，格式塔心理学家阿恩海姆甚至提出“我们需要而且应该在知觉与思维之间重建一座桥梁”这一引人注目的课题。他指出：“知觉包括了对物体的某些普遍性特征的捕捉，反过来，思维要想解决具体问题，又必须基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种种具体意象。在知觉活动中包含的思维成分和思维活动中包含的感性成分之间是互补。正因为如此，才使人的认识活动成为一个统一或一致的过程－－这是一个从最基本的感性信息的‘捕捉’到获得最普遍的理性概念的连续统一的过程。这一统一过程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在它的每一阶段（或水平）上，都要涉及着抽象。”［11］（P238）显然，这段话几乎使我们立即想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理论思维方式的第二条道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这种“思维具体”是由“思维”、“抽象的规定”再度“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也就是说，众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发现，存在着一种和从感觉印象归纳、抽象出来纯粹的概念判断不同的思维形式。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它是抽象的，但“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它是思想的、概念的，但又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12］（P103）记得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论及地球大陆演化过程时说过：“欧洲在崩溃，美洲破碎了，亚洲站住了”，他便是以一种“理性具体”的思维方式来论述科学性的“地球板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