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艺术界的批评文章产量惊人，报纸杂志、学术刊物、画册图录及研讨会上，各类文章层出不穷。而这其中，“红包批评”、“格式化批评”、非专业批评的泛滥成为国内美术界的“怪现状”。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撰写美术评论往往出自兴趣和研究的需要。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与繁盛，各种艺术博览会、拍卖会此起彼伏，使美术评论也逐步走入市场，美术批评家开始职业化、商业化，向评论对象收取“润笔费”也逐渐“合法化”。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提出： “美术批评旨在弘扬真善美，批评假恶丑，既体现社会化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艺术品评标准，又是批评家个人的发现与创造。”然而，当下“美术批评已经变成了服务性行业，批评文章成了文字花篮。艺术家做展览或者出版画册，批评家就拿文章去贺喜。红包批评、有偿批评大行其道，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价值观的塌陷。因为，学术文章已深深打上了商品属性，它在市场上可以流通，而且批评家的名气越大，价格越高，流通性越好。” 红包批评、有偿批评使得有些美术批评家成了艺术家的吹鼓手，丧失了基本的学术标准与价值底线。

　　另一方面，“格式化美术批评”大行其道。一些美术批评文章，从头到尾充满了溢美之词；还有一些美术批评文章，只需把评述的对象换个名字……如此种种，丧失了美术批评的基本伦理，这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批评。有些美术批评家对甲褒扬，对乙也赞赏，而甲和乙则是完全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这就丧失了美术批评的基本立场，是一种对自我的不负责任，对人格的不尊重，更是对学术的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