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放“大地震”的影像，无疑就是后来真正地震到来之日的一次预演，大地震其实记录的就是真正地震到来的前兆。

　　80年代的艺术家们普遍对于成长过程中的伤痛有着深深的记忆，最早的行为艺术家几乎都选择包扎作为艺术的表现手段，表达了他们对伤痛的记忆、反思和迷恋。而把长城作为一种伤痛、残败和屈辱的象征，这与当时刚刚播放不久的一部电视片《河殇》也有着直接的关联，影片哀叹黄河文明的衰落，主张拥抱蔚蓝、拥抱大海，融入世界文明。片中把长城作为闭关锁国的象征，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出路在于打破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超稳定结构。

　　美术报的报道中还详细的介绍了这次活动的缘起：由“盲流”艺术家温普林编导，并与众多青年艺术家合作拍摄的电视艺术片《大地震》，已于今年9月正式得到民间文化学术团体21世纪研究院的主持与资助。21世纪研究院的前身——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主持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杂志，主办《走向未来》画展，主谋电视片《河殇》，闻名海内外。

　　80年代中期，温普林主动放弃高校的教职，开始以“盲流艺术家”自居。那时，北京的艺术院校出现了一批不服从国家分配，不愿意回到家乡或偏远地区工作的艺术青年。在北京，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固定收入；在当时的中国，他们被认为是社会上的“盲流”。这批“盲流”最早的落脚点就是圆明园的福临门村，他们是华庆、吕力、张大力、王德仁、盛奇、张念、牟森等人，温普林《大地震》的镜头最早对准的就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