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要劳动的，齐白石自然也不例外。齐白石小时每天要上山，边牧牛，边砍柴，顺便还要拾粪。过去都是大孩子看小孩子，为此他还要带着弟弟。祖母为了能知道他们晚上什么时候回来，便买了一个小铜铃，用红头绳系在齐白石脖子上，说：“阿芝！带着二弟上山去，好好儿的牧牛砍柴，到晚晌，我在门口等着，听到铃声由远而近，知道你们回来了，煮好了饭，跟你们一块儿吃。”他的母亲又找来一块刻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小铜牌和铜铃系在一起，说：“有了这块牌，山上的豺狼虎豹，妖魔鬼怪，都不敢近身的。”孩童时期这一段生活给齐白石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为他知道祖母也好，母亲也好，他们的作法尽管显得愚昧，但内心深处却浸满了对自己的爱。为此多少年后他还特意刻了一枚“佩铃人”印章，并在一幅牛图上题诗“星塘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东复东，身上铃声慈母意，如今亦作听铃翁。”以追忆祖母和母亲对自己的爱。在他的祖母死后三十二年的一百二十岁冥诞之期，他特地在家“延僧诵经，敬谨设祭”。他认为在祖母生前，自己没有力量好好的侍奉她，为此在她的冥诞，“稍尽寸心”。这天到了夜晚，他怀着格外崇敬的心写了一张文启，道出了自己怀念祖母“伤心哉”的心情。其中特别说明，对祖母所奉上的供品只供祖母“冥中受用”，“外神不得疆得”。以当时白石老人的见识来看，他是知道神鬼虚妄的，但他之所以还如此说，只是出于对祖母的怀念哀哀心情吧！

齐白石母亲的亡故，也给他造成了不止是痛心疾首的悲痛，而且在他的内心形成了极大的自责。那是1926年，齐白石已经64岁了。初春时他从北京起程回湘潭看望父母，他先来到长沙，但此时家乡湘潭正有战事，于是只得又返回了北京。到了这年二月底时，他接到长子良元来信，向他通报了他母亲病重的消息。但此时湘鄂一带，战火依然未熄。他的心如火燎一般。无奈中只得先给家里寄了些钱。不久家乡传来母亲亡故的消息，此时的齐白石已经难过到了极点，他的“眼睛都要哭瞎了”。但因为那里的战乱还没有结束，他在连奔丧的机会都得不到的情况下，只得在北京的家中“立即设了灵位，在京成服”。为此，他自责漂流在外的自己明知道母亲亡故而不能回家奔丧。他说：“这样痛心的事，岂是几句话说得尽的。总而言之，我飘流在外，不能回去亲视含殓，简直不成为人子，不孝至极了。”

齐白石对母亲的感情是极深的。幼年的齐白石身体多病，母亲听了乡间医生不能食荤的话，于是便按照医生的话忌起口来，不管真假虚实只要认为对孩子不利的就一律不吃。恐怕吃自己奶的白石受到影响。那真是“凡是荤腥油腻的东西，一律忌食”，乃至“总是看着别人去吃，自己是一点也不沾唇的，忌口真是忌的干干净净。”齐白石觉得母亲爱自己能作到如此，而自己“长大了，作客在外的时候居多，没有能够常依膝下，时奉甘旨”，因此对母亲有一种：罔极之恩，百身莫赎。”的愧疚。白石知道自己的母亲一生，忧患多欢乐少。因为家境困苦，天天为着生活里里外外辛勤劳作，尤其是历经了自己儿子、女儿、重孙亡故的遭际。他说：“自己飘流在北京，不能在旁侍奉，又不能迎养到京，心悬两地，望眼欲穿”，特别是自己明明已经“到了长沙，离家只有百里，”却“又因道阻，不能到家一见父母”，此事搁了谁，谁能不“痛心之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