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唐代  欧阳询

书写是一种独特生活方式

春秋以降，中国士人(或我们今天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是中国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力量。中国士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体现于中国历史文化 传统中的是深厚的济世情怀。这种从个人到天下的修为次第，又决定了任何一个卑微的奉献者都只能从他手中的毛笔开始。把字写好，主动接受中国式审美是求道的 第一步。正是在这种成就了士人独特地位的书写历程，让我们看到了汉字书法的重要地位，这是非常有趣也值得深思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资镜鉴。

　　其一，从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来观察。所谓书与文，既指书法与文字，也指书法与文学、学问。因而，可以说书法是有准入门槛的。中国古代文人，自幼 童起，就是既学书写，又学诗文。书法是文人的基本素养，诗文才能带动了书法艺术境界的升华。可以说，在古代正是书法和文人的结合，才形成了书法的艺术化。 所谓文人，不是说是为了成为一个文人，按照儒家的“修齐治平”，指明了人生路线，其意义所饱含的家国之梦、天下情怀，是要由个体的文化素质、精神品格来保 证的，文品和人品密切相关，最终是人品决定了一个人可否成为栋梁之材。我们看历史上的文人，春风得意者毕竟是少数，失意、不得志者却大有人在。那些时运不 佳、怀才不遇，却能通过书法艺术归于达观的文人，比比皆是。这两种人生虽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命运归宿，却都能通过书法找到自我，成就艺术。这是不是 书法艺术的奇妙之处？大家都知道像李斯、蔡邕、虞世南这样的官员，像米芾这样的平生不得意者，还有不齿于世间名利的和尚怀素，都能从一种独特的方面呈现出 诗才与书法的巨大成就。这类例子让我们看到，在中国，书法艺术与人生的“进”“退”关系很大，似乎完全具有超越其他生命体验方式——如宗教的救赎功用。所 以，当年蔡元培先生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其实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和他对我们历史文化的透彻理解有关。还有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两家，与书法的关 系也很值得观察。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中国书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观念上看，一个讲求“用”，一个讲求“无用”；从审美来看，一 个强调良善和仁义，一个主张归真和无为。就艺术的纯粹性而言，道家的境界无疑更高，让我们看到一种自由无羁的精神境界，看到一种无功利性的艺术品质。但 是，从社会人伦的化育、道德风教的传播等事实来看，书法的神奇作用又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儒、道两家的观念，在书法美学中都有深厚的体现，如宁静、中和、 节制、气韵、气象等等。

其二，从书法家个体的内在素养来观察。中国书法历来讲书品与人品的统一，而且更注重以人品论书品。历史上的书法经典，都是人品修养和文化修养相 交融的结果，我们都熟知“书道即人道”的说法，结合书家的品格节操评判其艺术成就，在中国是人所共知的标准。极端的例子是岳飞和秦桧。岳飞据说有真迹流传 于世，像《吊古战场文》之类，其实很难考证，但我们愿意认可，就是因为其书法背后的人格。秦桧的字也不一般，据说我们使用的宋体，就是出自他的书体，但叫 做宋体而不是秦体。历史上其他一些人的书体却以人命名，比如颜真卿和“颜体”、柳公权和“柳体”，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一个书道与人格并重的评价标准。我们甚 至可以认为，中国历代社会精英的培育和文化的传承也与此有关，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古老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