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用甲骨文考证《史记》

王国维

在提及罗振玉的甲骨文研究时，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王国维（1877-1927）。他们曾是莫逆之交，相互扶持，并各自成就了流传后世的学问。

20世纪初的上海，是各种新学与新知汇聚的地方。22岁的王国维在汪康年、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任抄写与校对。此后不久，《时务报》因言辞激烈被查封，主办东文学社的罗振玉因赏识王国维的才华，便让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兼做杂务，此后的交往中，对彼此才能都很欣赏的两人也迅速成为至交。

1911年11月，罗振玉和王国维联袂东渡日本。罗振玉将他收藏的图书、甲骨器物带到了日本，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转向了国学。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罗振玉和王国维开始了学术上的讨论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他们都对甲骨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两人的研究侧重点略有不同，罗振玉比较倚重对甲骨文的释析，而王国维则是通过这些文字的背后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

西汉司马迁所着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朝第一位国君成汤居住在一个叫“亳”的地方，王国维从甲骨卜辞所刻的200多个地名中，找到了包括“亳”在内的“雍”、“曹”、“杞”等8处地名。后来，王国维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不久，他又写出一篇《续考》。在这两篇着作中，王国维考证了王亥、王恒、上甲等先公先王，证明史书的记载大体不误，还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报乙、报丙、报丁等在排列次序方面的错误。

王国维做学问的最大特点，是不局限于甲骨文字本身的研究，还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他创造并完善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1916年，王国维回到国内。3年后，罗振玉也从日本回国。回国后，罗振玉为了在政治角力中胜出，力邀王国维加入朝廷，但王国维无意于尔虞我诈的官场，多次拒绝了罗振玉的邀请。于是两人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再加上因为儿女结为亲家后生活琐事上的纷争，最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1927年，五十知天命之年的王国维在昆明湖沉湖自杀，当罗振玉听到噩耗后，沉痛地说道：“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在王懿荣、刘鹗、罗振玉以及王国维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甲骨文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928年至1934年，另一位甲骨文研究学者董作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也积极从事甲骨文研究，出版了《卜辞通纂》等书籍，晚年他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

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以及郭沫若（字鼎堂）四人因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被誉为“甲骨四堂”。着名文字学家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