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述的好三条和坏四条，我综合整理如下：首先，好文章来自艺术实际，立论专业，言之有物；其次，好文章讲究结构，行文富于逻辑和说服力；第三，好文章表述生动，语言富于想象力，用词恰当。若不符合这三条，便是坏文章。

关于艺术批评的坏文章，尽管威廉姆斯称其为缺乏写作经验，但我认为这只是部分原因，而别的原因也不计其数，甚至包括写作经验过于丰富以至于糊弄读者。我最近读到一位西方哲学家论述当代艺术的专著《当代艺术的哲学》（2013），作者很有写作经验，但行文可谓病入膏肓，我且抄录两句原文：How is art to be received in distraction without becoming just another distraction？ Alternately， how is art to distract from distraction without losing touch with distraction…？ （第178页）。这两句话用反问句来讨论当代艺术之distracted attention的问题，其修辞语言貌似雄辩有力，但同义反复，实则玩弄逻辑、概念和术语，作者以其丰富的写作经验而愚弄读者。可恶的是，同样的文字游戏，这位写作经验丰富的哲学家紧接着又玩了一次：contemporary art is received with an attention invested with an anxiety about distraction； both distraction from the work and the ‘distraction from distraction’ that is attention to the work。 Here， attention is distraction （from distraction）； distraction is attention （to other objects）。 The dialect of attention and distraction outlines an embodied， non-perspectival， baroque space of distraction。（第186页）。 果然，这位作者是在玩弄二元对立概念的辩证法。为免荼毒中国读者，本文不翻译这两句话，仅欲指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中也有使用类似语言者，除了显示自己的高深哲学和深奥逻辑，其余什么也不是，只能用作坏文章的典范，落入了俗语所言的“说转转话”。

威廉姆斯在《怎样写作当代艺术批评》中谈到了语言问题，指出了当代艺术批评中常见的语言游戏，例如动辄使用“后-”、“新-”、“超-”、“-性”之类术语。实际上这些都是后现代的老旧术语，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时髦的术语是“再-”，例如“再中国”、“再山水”和“再架上”之类。此“再-”来自英文的“re-”，也是个老旧的词头，通常用于动词之前，例如“重构”（reconstruction），后来被解构主义者翻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髦于西方理论界，如今借全球化大潮而被中国批评家们本土化了，转用于名词之前，以其不合语法而时髦一时。

五、批评的可持续性

坏文章威胁了当代艺术批评的持续发展，对此，我在本文中提出当代艺术批评的可持续性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怎样写文章的问题，而涉及当代艺术批评的方方面面。“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亦非新词，原本是个生态术语，被全球化和环保主义的论述采用，指资源的利用，指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循环延续，也即人类文明的发展延续。在当代思想文化的语境中，此词获得了政治含义，是后现代以来“政治正确”的概念在当今时代的新形态。在这个问题上，威廉姆斯比较形而下，他不用“可持续性”一词，而用“使之具体化”（substantiate）一词，着重于两个层面的用法和含义。一是行文层面的，指语言和逻辑的有效延伸，这使得批评文章能够最终成立；二是论述层面的，指议题的现实性和当代价值，指某个议题值不值得论述，有没有持续下去的价值。

近年当代艺术批评界有“批评的终结”之说，涉及可持续性问题。对威廉姆斯来说，这是个关于怎样写作的具体问题，是怎样用文字来持续表述观点的问题。他认为这样的“具体化”有三个要点：描述作品、研究资料、陈述见解，若无这三点，批评的写作便无法持续。这三点的共同关键词是“实质性”，表现为外在的实质性和内在的实质性，前者是批评家对资料的掌握和研究，后者是批评家以作品为中心的阐述，二者的交汇点便是批评家个人见解的出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