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顺治以来，皇帝都重视“御容”画，即以皇帝为主人翁的典礼、巡幸题材的绘画[13]。这也是康雍乾三朝宫廷画院创作的有特色、受重视的画作，《乾隆南巡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乾隆南巡图》12卷中，乾隆形象呈现如下几个特征：身着衮服，姿态以骑马、端坐为主，又间以站立，行走;脸部朝向除第5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如图9)中为正面危坐，第12卷《回銮紫禁城》中为坐轿纯侧面像皆为四分之三侧面像;无论皇帝出现在画卷的中间、前部还是后部位置，总是居于画面最为显眼的区域;乾隆形象总是略大于周围人物形象，同时，头部比例略大。借以体现乾隆帝在国家重大事件中的某个瞬间形象来传达盛世帝王的尊严和风采[14]。

图9 第7卷 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事实上，乾隆皇帝是历代帝王中肖像画数量最多的，其肖像打破了以往帝王造型的单调格局，具丰富性和复杂性，又有规律可循。而上述这些特征也广泛的体现在其它类似历史叙事画作中，它不仅来源于对于传统写实肖像画的继承，亦是乾隆帝审美趣味的体现，和其众多肖像相比，南巡图中皇帝面庞更加饱满，是画家有意迎合皇帝的审美，连传教士画师都知道“最讨乾隆皇帝喜欢的是他的头比一般人大，身躯比一般人魁梧”[15]。同时，单就皇帝个人形象看的话，画家描绘人物透视准确，是一种中西合璧的画法，这是运用西画的科学精神对于中国写实肖像画的一种改造，体现出乾隆时期宫廷绘画的典型特征，引领当时的画坛风尚。

画家徐扬通过此图根据皇帝的旨意塑造了一位圣明君主形象，同时通过艺术加工手法彰显皇帝的地位、权力，又容易让人抓住画面核心。与《清明上河图》劝谏意味[16]不同，宫廷画师徐扬恪守着“御用绘画”之责——“为帝王掌握、直接为帝王服务”[17]，尽其所能表现江南两大城市苏州和杭州繁华市景：为迎驾所搭建的彩棚、戏台以及繁忙的运河，兴盛的商业等。乾隆帝虽喜悦于塑造的盛世，却也提倡节俭，亦如上文所言，对画面迎驾队伍做修改，且从第6卷“牙措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舞新歌翻觉闹，老扶幼掣喜相趋。周诸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道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可见他表现出对于江南民风尚浮华及地方官员清廉与否的思虑。事实上，历次南巡“沿途供给极尽铺张扬厉，豪华奢靡”，乾隆对地方官吏缙绅办差中的斗靡之风采取默许态度，暴露了封建官僚主义的弊端[18]。虽有有识之臣进谏或者暗中抵制，后都收到处分。他陶醉与自己的文治武功，听不进忠谏之言，南巡加之对江南名胜的仿造、用兵等，使一个统一、安定、强盛的国家逐渐衰落。今之读者，可从此图繁华背后窥见一个强盛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

品鉴画中韵味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乾隆南巡图》以御制诗为意作图，不难得见诗画相得益彰之意，另外还有梁国治奉命写的御制诗及乾隆皇帝的收藏印，为典型的传统中国画特色。但与一般强调意境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画不同，此图尽显宫廷画师徐扬歌功颂德之意，并极力揣摩诗意，且创作受制于皇帝的意愿。尽管如此，其仍为一幅写实的历史叙事画中的杰出代表。

本图紧紧围绕“南巡”主题展开，不仅描绘了沿途或壮阔、或优美、或繁华的风景世态，亦较明确的传达了南巡的目的，塑造了贤明、仁孝的乾隆皇帝这一形象，也体现出物华天宝的盛世之景。对于经典景点的选择，人为的处理取舍，突出重要主题，且形式感强，气势磅礴，有意增强了其整体性。水边、岸上、城里、乡村、名胜、市井有机结合、穿插在一起，并不杂乱，很好的烘托了主题。可以说一流的宫廷画师殚精竭虑，在有限的自由之内，才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同时，画家绘画景物繁多，尤其是描绘北京、苏州、杭州街景时候，繁而不乱，又很有秩序，且体现出近大远小的透视，可见画家有很强的组织画面能力，同时又吸收了当时西方的写实手法，它是徐扬一生中重要的代表作，亦是体现当时宫廷绘画的风格面貌和艺术水准，为其最高水平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