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由于对传统的执爱与对经典的情怀，南沙先生之书法并未追逐时风，随波逐流，而是强调取法经典，在经典的基础上写出新意，写出文化品位。书法之法存乎经典，舍经典而何求乎？这大概就是他曾经自嘲的“抱残守缺”与“不合时宜”吧。这实际上正是对于书法的一种态度，对文化的一种态度。苏轼论智永书时尝谓：“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南沙先生不预时流，乃不为也，非不能也。一个“守”字，如何了得？“为往圣继绝学”，这里的继承实际上是要守护文化的一种责任，而以此为基础，将传统弘扬光大也是一种使命，此所谓“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也。当然，这种理念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支撑，也需要具有面对世俗、打破偏见的勇气。

余与南沙先生有“四同”之缘。四同者，同乡、同门、同事、同道之谓也。1997年，南沙先生在太原师范学院为成人大学生讲授书法史，其时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久闻其才气与学识，于闲暇之时去旁听他的课，遂相识焉。后经南沙先生引荐，拜林鹏先生为师，此为同门之谊。此后，我们同在太原师范学院书法专业工作，经史讲堂创设后，他主讲经部，我来讲史部，遂为同事、同道之谊；一年后，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南沙先生一人坚守经史讲堂，至今已近十秋，三晋晚辈后学多被其恩惠。南沙先生长余九岁，学问、见识也远出我右。诲余、启余者，南沙先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