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流 纸本水墨 国画色 290x120cm 2008年作

传统人物画的传神之法在于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面孔自然是最重要的创作部分。意大利人在修复破损壁画时，他们会重新描绘衣服、环境，但是对于艺术加工成分比较重的脸部，他们采取的则是喷漆保护的办法，并不会对面部补笔。袁武此次所选择的就是对面孔的描绘，比如，67.5×78cm的宣纸上只有一张侧脸和叩拜的双手。108张作品组成了“大昭寺的清晨”，包含77张头像，33张磕长头的信众，以及一张巨大的等身长头三联画。这种以他者的方式近距离平视朝拜者，是袁武的第一次，这种直抵人心的观看方式拉近了观者与作品的距离，藏民独有的精神维度扑面而来，77张头像重现了大昭寺清晨的“现场”。对于袁武来说，这是个人的一次突破，而对于人物画界来说，这也是一次不小的震动。

相较于山水和花鸟，人物画科的确立要更早一些，唐代高峰期后逐渐衰落。20世纪的中国画坛面临巨大变革，其中，人物画是演进最为剧烈的，而这也是这种变革中的最大成果。郎绍君在《直面人生——读袁武写实人物画》中认为：“20世纪山水花鸟画的成就，主要体现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于非闇、陈之佛、张大千、傅抱石、陈少梅、陆俨少等传统型画家，李可染虽借鉴了西画对景写生方式，总体上还是坚持了传统路线。人物画就不同了，徐悲鸿、蒋兆和、李斛、黄胄、方增先、杨之光，以及卢沉、周思聪、刘文西、姚有多、刘国辉、吴山明、郭全忠和他们的学生辈几代人物画家，无不受益于素描速写即西画造型能力的训练。当然，他们也学习继承传统人物画的笔墨语言与色彩方法，但从风格演变史的视角看，他们不属于传统人物画而属于20世纪新人物画，是无疑的。”

进入21世纪，人物画的当代问题显然不是单纯用西画方法就能解决的。在袁武看来，当代绘画是给当代人看的，需要借鉴当下的观看之道。在西方美术教育体系下学习，当代艺术家都受到了极好的造型能力训练，在技法已经不成为问题的时候，精神性的追求成为更为本源的问题。

当下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无法用几个简单的形容词来表述。或许是当过兵的关系，无论言行，袁武总是透露着一股正能量，他更希望表达的是正面的精神，由此他更为关注普通民族的精神世界。在30余年的创作中，袁武很少涉及宗教题材，“大昭寺的清晨”聚焦的也是普通信众，这种切入角度也源自袁武更容易被普通人的坚毅所打动。长期以来，袁武画中的面孔有着清晰的属性，通过局部写实、整体写意的手法，一个人物的职业、经历，甚至性格特征跃然于纸上，他笔下的军人、少数民族、农民，带着古朴的沧桑，他们朴实、无求，有着大自然赋予的真诚和热忱，这也形成了他们平静的内心世界。藏民打动袁武的是他们那无与伦比的虔诚，这触动了袁武的一根心弦，开启了他与另一种精神世界的窗。

其实，早在十余年前的《迎阿訇》这件作品中，他就受到宗教仪式的感染，只是那时还未形成“大昭寺的清晨”这样完整、成熟的面貌。在宁夏采风时，袁武碰巧遇到了纳家户清真寺门前迎接阿訇的信众，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依然震惊于他们的行动之中。二十多个普通的回族老汉被纳入一个画面之中，白色的礼拜帽已经表明每个人的信仰，二十多个若有所思的面孔构成了二十多个可以遐想的故事。

从《迎阿訇》到“大昭寺的清晨”，袁武完成了与宗教题材有关的创作，也完成了自己的个人转型，无论是创作空间还是手法上，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精神维度，一种更为向内的探索。从上阙到下阕，袁武历经30年的摸索，而对于一个水墨画家来说，过知天命之年正是最佳的创作时机。

来源：《艺术客》   撰文/顾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