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受邀参加一个画展研讨会，本来是不打算去的，但碍于中间人的面子，又禁不住再三邀请，还是去了。画展的作品良莠不齐，于是便对不好的作品如实提了几点批评和建议，没想到会后竟听到一些毁谤和脏话，骂我不通情理，太够狂妄。

我自然不会在乎这些风言风语，毕竟逆耳的批评，即便忠言，也向来不太受欢迎和待见，尤其在当下，更尤其在浮躁的、自视清高的文艺界。但我想说的是，听不进批评，不尊重批评和批评家的人病得才最重，才最狂妄，也最无知。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直言不讳的扁鹊与讳疾忌医的蔡桓公，谁最狂妄和无知，想必大家也是清楚的。难怪北宋大理学家周敦颐会发出“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的感慨。在这里，扁鹊就好比是批评家，蔡桓公就好比是“得了病”但又拒绝医治的艺术家，而其结果只会是“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桓侯遂死”。

这不免让我进一步思考起当下的书画圈。按理说书画家群体本应该彰显出文人墨客的那股率真、爽朗、性情的精神风貌，但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甚至毫不客气地讲这是个特别虚伪的圈子，也是个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圈子。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经纪包装公司等无操守、无底线地吹捧、炒作，更令很多书画家找不到北，认不清自己究竟几斤几两、多粗多长，自命不凡、趾高气扬、打肿脸充胖子的现象比比皆是，且心胸狭隘，只容得下表扬，却装不下批评。

在一些场合，很多书画家表面上温文尔雅，谦虚得不行，“恳切”地希望评论家多批评，多提出宝贵意见，实际却并非其本意，需要的是表扬，是称赞，是为他吹捧、叫好。倘若评论家果真说了几句批评性的话、提出几点针对性的建议，你会发现对方的脸面立马大变，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而且会在背地里广布流言，咒骂批评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更可气的是，还会故作正派、义愤填膺地宣扬当下没有所谓的批评，只有表扬，没有所谓的批评家，只有吹鼓手等不实言论。明明是自己小肚鸡肠，接受不了批评；明明是自己不爱阅读，从不关注有关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的文章，却愣要说成是当下批评的缺位、批评家的失语。这就是典型倒打一耙的小人行为，故意混淆是非、愚弄视听，并以此来标榜自己的 “坦荡”和“高尚”。而且我发现，即便评论家遂了他的心意，碍于当时的场合和情面给予了他一定程度的表扬，但事后他也会这么说，也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所以这种假惺惺的嘴脸、白眼狼的行为，最令人生厌，也最让人恶心。

当然还有一种十分悲哀的现象，就是任凭评论家怎么去批评，怎么去指出他的错误和不足，即便他心里也的确认为你说得对，却依旧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还美其名曰“坚持自我”、“个性”。更有甚者还会发动自己的同党，找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论，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媒体资源，大肆地来反驳你、推翻你，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来证明他是对的，哪怕错的也是对的，简直疯狂到无可救药！也难怪，这是个普遍“毁三观”的年代，也是个不再过多强调所谓“标准”和“底线”的时代，甚至连最基本的真善美的常识，以及最起码的羞耻之心也都在逐渐模糊、错乱，乃至消失。

而作为媒体，尤其是官办媒体，对尖锐的批评言论、文章总会很警惕，甚至反感，即便是不涉及政治的文艺批评，也常常会被当成“异类”、“负面”，要么不敢刊用，要么将其删改得面目全非，完全没有了批评的模样，以至于给外界果真造成缺少批评、没有批评的错觉和认为。

其实，当下并非真的缺少批评，真正缺的是接受批评的真实和真诚，是对待批评的那份胸怀和度量。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单位、个人，倘若不能真正勇敢、包容、坦然地去面对和接纳批评，而是一方面在假惺惺地鼓励和呼唤所谓的批评，一方面却又在竭尽所能地删除和诋毁有关批评的文章与言论。把批评看作抹黑，把意见和建议看作反对，这样的做法与行为只会让批评的环境和风气越来越糟糕，除了堵塞言路、扼杀真正的、有价值的批评之外，也在极大助长着虚假、欺骗、伪装的产生，以及自我，甚至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膨胀。而待幡然悔悟，或将为时已晚！（注：本文作者王进玉，知名青年学者、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