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父子俩均为《水经注》题记

再来看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抗战伊始，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繁忙工作之余，因与国内学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讨，对涉及《水经注》的诸多“学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一发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胡适开启了其十余年的《水经注》专题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大量《水经注》版本，即是他这段学术生涯的直接见证。

明崇祯二年（1629）的古香斋刻本《水经注》，是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在大陆所遗存最早者，书前有题记称其“在美国英国遍借不得”云云。清康熙年间项氏群玉书堂刻本《水经》，是沈兼士（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有“北大三沈”之称）赠送给胡适的，起因是胡适先到沈家看书，发现了此书“几个奇特之点”，友人即慨然相赠，亦是书林嘉话。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经注释》，是胡适为所藏《水经注》版本做题记字数最多的一种。题记中称“这部沈大成校本，过录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之上，可说是双璧。赵氏书初本已很难得了；沈大成用季沧韦何义门两本校勘，又抄录戴震早年校本，加上沈氏自己的校记，都可供考证资料。”胡适对这部书的版本之重视与研究之细致，足见一斑。

还有一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颇为特别，为《胡适藏书目录》未收录者。该钞本封面有胡适的钢笔题记，文曰：

残存钞四库本赵氏水经注释八册，共存

卷二，河水二 卷三，河水三

卷四，河水四

卷七至卷八，济水一二

卷十七至十九，渭水上中下

王重民先生用法币五千六百元买了来送给我。

此本原是照四库本钞的，卷二三四，七八是原样。余卷的首页都是被书估换了半页。

胡适 卅六，六，九日上午

此次展览中，胡适在藏书封面上用钢笔题记的并不多见，这也正体现着所谓“新派学人”藏书以实用为上，并不忌讳所谓藏书“品相”的观念。另一方面，这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竟未录入《胡适藏书目录》中，属“录外品”，这也让观者颇感意外。揣摩起来，可能是编目时该钞本尚未入胡适藏书专库，后来清查别库时方才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乃历史遗留问题，应当尽快彻查补正。

事实上，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藏书曾分藏三处，即北大图书馆、中国社科院与国家图书馆，这对系统整理胡适藏书一直就存在诸多不便。长期以来，除了明确评定为“善本”的图书以及档案文稿有专库编号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未“提善”的胡适藏书曾被置于普通馆藏书之列。曾一度出现过读者借阅馆藏普通书籍，一不小心就借到了胡适藏书的情况。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部胡适藏书的“录外品”才会悄然入展，让观者大饱眼福与拍案惊奇了。

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这说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阅读并抄录过该书。而此时，胡适早已飞赴美国，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当时身在美国，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根本不可能知晓，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或许，这本《水经注》上的父子二人题记，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