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蔡元培转赠《尊闻录》

展览中还有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尊闻录》，格外引人注目。《尊闻录》是熊十力的语录体著述，收录其九十九段谈话和三十通函札，约五万言，于1930年10月自费印行一百五十册，分赠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览中的这一册《尊闻录》，封面上有蔡元培亲笔题词，曰：“熊十力先生属转赠胡适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书中还夹有一通蔡元培写给胡适的信札，信文转录如下：“适之先生大鉴：承赐大蟹，拜领，谢谢。昨忘将游案两件奉上，今补奉，乞便中交与中公总务处。熊子英属转奉尊闻录一册，请詹存。专此并祝早安。弟元培，十一月六日”。

这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熊十力所著《尊闻录》，《胡适藏书目录》上失载；而书中所夹蔡函，《蔡元培全集》亦失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亦未载，《胡适日记》中也未提及，可谓一书引出多般“佚文”与“逸闻”来了。

查《胡适日记》可知，蔡函写成的前一天，1930年11月5日，胡适已从北京奔赴上海有一周时间，当时正与蔡元培密切磋商关于中国公学新任校长人选事宜。此外，因马君武任校长期间引发各种纠纷，蔡、胡二人也正在为其“善后”。譬如中国公学曾租游伯麓的房子为上海校舍，定约五年，但马君武倡建新宿舍，故仅租一年。游氏要求校方赔偿毁约损失，久未得应，遂告上法庭。《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蔡先生今早九时把状子传票送来，托我代表他去了此事”，即指此事；而蔡函中的“游案”也应即指此事的相关案卷。

蔡函应当写于1930年11月6日晨，夹在《尊闻录》书中，不是以邮寄形式，而是以便条形式递至胡适寓所的。可能胡适对《尊闻录》的内容不十分重视，这从他的日记未曾提及，也未因此事与蔡元培、熊十力有过通信，书中甚至也没有钤盖藏书印鉴等细节可以揣摩得到。或许，胡适拿到此书后，蔡函便一直夹在书中，未曾取出；所以导致后世研究者在整理辑录《蔡元培全集》、《胡适来往书信选》时无从察知，且《胡适藏书目录》编印之际，该书可能也未纳入胡适藏书专库编号存放，所以没有录入。

蔡元培为人严谨，对熊十力嘱其转赠著述事，确实一一交办；除却这封看似“孤证”的蔡函之外，还有相关史料可以查证。1930年11月24日，在致《尊闻录》的整理者、熊十力弟子张立民的复信中，蔡明确提到“承寄《尊闻录》四本，除自领一本外，余均照十力先生所属分别转致。”（详参《蔡元培全集》第十二卷）由此可知，熊十力确有嘱托蔡元培转赠《尊闻录》一事，前述种种“佚文”与“逸闻”本有所自，只是年代确已久远，细节还须细看。

除胡适藏书之外，此次展览还选入了一批包括沈从文、徐志摩、郑振铎、邓广铭等知名学者在内的，与胡适相关的签赠本、往来信札等参展，更有胡适抄录的徐志摩日记残稿等等，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在展场中漫步一圈、粗看一遍，就仿佛20世纪上半段的半部新文化史、新文学史皆在此中静默存照了。

展场入口处，布展方特意将胡适抄录徐志摩诗集的手迹印于布幅之上，悬于通道两侧，上面分别写着：“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应当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对这个展览的主题非常契合。或许，这样的话语抒写，既可以看作是百年前胡适与新青年们的自我期许，也是百年后读者重新看待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应有视野吧。